明代学者陈禹谟撰《骈志》，有“用枭镜以祠黄帝，作枭羹以赐百官”，下注典出《汉书·郊祀志》,“古天子尝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引唐颜师古注：“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实际上,对这一古俗的记载,更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有人上书，言“古者天子尝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
    长期以来，由于此说出于方士之口,学者们多认为是系虚诞之言，对其可信性存有疑虑，并未引起重视，更兼“一枭破镜”究竟为何物也不清楚，而且从先秦文献看，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枭已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了，因此，在历史上，“用枭镜以祠黄帝”是为了使这些恶鸟、恶兽绝其类的说法流传得相当广泛，对于这一说法的可信性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
    首先，在一年之始的祈福之祭中以恶鸟、恶兽献祭黄帝，是不符合古代的礼制的,《礼记·祭义》有“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所谓“致反始”就是报天尊祖。古人把这五个方面作为礼的主要功用，成为古代礼乐文明的主要内涵，其中将报天尊祖之祭放在首位，可见祭礼在礼乐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报天尊祖之祭的目的，是提倡对我们生存所依赖的大自然和给予我们生命的祖先不忘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
    而祭事则有“贵诚尚少”的传统，祭品不求丰盛，但要能充分表达人们诚挚的心意。
    在原始宗教中，最高的奉献是人体牺牲，最早是使用本族人或亲人的血，甚至领袖人物也以身为牺牲。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汤灭夏后，天下大旱,汤祷于桑林，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更早还有禹以身为质，祈祷为民解除洪水的传说,即《淮南子·修务训》所载“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更晚则有《晏子春秋》所载齐大旱，景公依晏子说，避宫殿“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的故事。直至近代，在山西高平县民间，仍保有将炎帝的像暴晒三天以祈雨的古俗，这是古帝以身为牺牲的又一例证。而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祭祀者的诚挚之情。
    由此可见，报天尊祖“贵诚尚少”，祈求福祥、消弭灾祸更当如此，所以就“用枭镜以祠黄帝”而言，是不可能以“恶逆之物”作为祭品的。
    第二，前述孟康曰：祭用枭镜是“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史记·五帝本纪》述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反映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平等和谐的，人在努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在强大的、陌生的自然力面前，尽管会有利用魔咒、祈求减少自然灾害的幻想，却不可能有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
    由此可见,祭用枭镜是为了绝灭这些恶鸟、恶兽之说是不可信的，但是用枭镜祭祀黄帝的传说本身是否反映了历史的影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枭镜为“恶逆之物”的说法，前人也早有质疑，如曹植《恶鸟论》就说到“尝闻乌反哺，未闻枭食母也。”尤其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系列与礼器相关的形器的发现，预示出上古有崇敬鸮的观念，枭镜在中国古代非但不是“恶逆之物”，相反，应是先民所崇尚的一种精神的化身。
    “一枭破镜”中的枭在生物学上的种属，历来学者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枭即鸮，一般认为鸮为日瞑而夜作，善捕鼠，体型不很大，大抵为今俗称之猫头鹰。也有学者认为枭“类鸱,而尤好陵物者也”，可能属于体型较大、攻击力更强的猛禽。但无论是枭还是鸮，从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崇敬的正是这种猛禽气势，在商至周初的青铜礼器中屡见鸮尊、鸮卣。而所有这些鸮的造型无不体态雄浑，双足粗壮有力，圆眼，宽喙或略呈钩状喙，体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破镜”如前所述,相传是“如貙而虎眼”的一种动物,历来无大异议。前人曾将“破镜黄腰”相提并论,而《蜀地志》有“黄腰，兽。鼬身狸首……形虽小，能杀牛、鹿及虎。”所以破镜当为一种形体较小，攻击力较强的兽类。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意味着貙也是黄帝时代所崇敬的一种猛兽。虽然无法确认破镜的形态，尚不见类似的祭器，但值得注意的是商周礼器中不仅有鸮形器,还有一种禽兽合体的造型，如安阳出土的妇好圈足觥，正面为一蹲坐之虎,背面则作站立的鸱鸮，类似造型的还有传世龙鸮纹觥,这种禽兽合体造型与文献中“枭镜”的合称是否有关，值得探究。
    枭镜不是恶鸟恶兽，而是属于承载了先民所崇尚的勇武的精神和强劲的活力的禽兽，这应该就是值得珍视黄帝时代的精神。选取体现这种精神的祭品献祭，不仅符合古代礼制，而且使得祭祀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报天尊祖”的形式,更成为传承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讲堂，这种做法在史前时代是相当流行的。因此“祠黄帝用一枭破镜”虽然出自方士之口，却有一定的可信性，前人的误解，正说明它产生时代的久远。
    不仅如此，还应该看到，同样能够体现黄帝时代精神的猛禽、猛兽不在少数,在这一古俗中，献祭黄帝的却是用其中形体较小的种属、枭镜各一，这同样反映了一种“贵诚尚少”的观念，这种共同的观念将遥远的黄帝时代与宗周礼乐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紧紧系联在一起，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古老根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