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役后，丧师辱国，一蹶不振。朝野志士，均认为废科举、立学校为救国要图和当务之急。清廷选经下诏推行，规定在北京设立师大学堂，又令各省将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其等级为：以省城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类似大学之预科)，以府城之书院改为中学堂，中学外，得设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堂。又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四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此七年定为义务教育；13岁入高等小学，三年毕业，中学四年毕业，师范五年毕业；并拟定各级学校章程颁布实施。以上措施及办法被慈禧太后党守旧派所阻挠，更加科举未全废止，人们不免观望，各省并未全力施行。到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重申前令，重订学校章程，拟定初等小学四年(后来称为国民学校)，高等小学三年，其余依旧。并下诏自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起，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央设立学部，专司教育行政，并颁发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又撤销各省学校，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于省会设学务公所，各县设劝学所。　

　　陕西省由1907年起，将关中书院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原址书院门街，现西安5中)，首任监督杨开甲。他任职后将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将格致实学书院改为陕西高等学堂(现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这些学堂初为杨宣翰筹办并首任监督，次为泾阳之周实生。所有全省七府(西安、铜川、凤翔、榆林、延安、汉中、兴安)五个直辖州(商州、乾州、邠州、*(左鹿，右阝)州、绥德州)均裁去书院改设中学堂，全省91县各设高等小学堂，均经次第实施。　

　　现就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情况，以及各个时期的省教育行政机构分述如下：　

　　一　小学教育　

　　小学在启蒙乡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初取名国民学校，继改为初等小学。设备简陋，多以破庙或祠堂为校舍，仅敝风雨。课桌由学生自带或以土墩代之。师资缺乏，教书人多为老学究或学而未进的“老童”。间或也有一、二饱学名师，不是在家开馆授徒，就是受聘于宦门富室为西席。这些人索取“束*（同修）”较高，穷家拿不起，而且学生远离家庭，不能帮助家中干活，另起炉灶，需费更多；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只能由学生拿啥，老师教啥。《三字经》、《百家姓》、《七言杂字》、《千字文》、《小学韵语》、《千家诗》、《幼学琼林》等等都有。竟有拿来内容是“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的清朝教科书。以后换为“人、手、足、刀、尺”，等的识字教学。1923年学制改革后，有了“大狗跳，小狗跳，大狗叫，小狗叫”的白话文教科书。教学方法是死背硬记。高声朗诵一天，次早背诵，这对学生说来是一个大难关。背不过就得打手心，打屁股，甚至罚跪，顶上砖头再念、再背。有的学生边念、边哭，不辨眼泪鼻涕。不论严冬酷暑，背诵不了不准回家吃饭。间习大字。学生稍长一些，就读“四书五经”。也搞什么“开讲”，但因教师每年或数年一更换，年年都由《上论语》开始，一本《上论语》，几年都讲不完。而且真正能讲得通的教师也没有几个，学生也如听天书。学生再大一些，还讲什么“用功”，冬日苦短，焚膏继晷，晚上点一个植物油灯，灯草一根为捻，大家围在灯下读古。文啸寺古刹，门窗全无，寒风袭来，手足肿痛。时间久了，直打瞌睡。老师坐在为他特设的小房热炕上与农村一些略识笔墨或游手好闲的人聊天闲扯。猛然听见学生不念了，就大喝呵斥，学生被惊醒来，只得再敷衍念几句。　

　　夜愈深学生愈倦，索性伏案大睡。此时老师大喝失灵，就怒冲冲下炕走向课堂，提起板子，照头就打。学生被打疼了，又得赶紧哼哼……这样等到“参星”端了(当时没有钟表，看参星在天空位置约模时间)，老师才开恩放学。他们睡眼惺忪，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睡不多时，又要爬起来赶往学堂背书。旧学校中，年幼的学生，被老师分别交给大些的学生代教生字，这对小学生就更增加一层负担：小学生要奉承所谓“大学长”的意志，经常给“大学长”从家中带馍，稍不如意，就要挨打，受欺侮。旧时农民送小孩上学，原为识几个字，能认识钱钞和会写自己的姓名就够了，终究还是在家务农下苦。好一些的人家托人把小孩推荐到商号当学徒。能到县上或区上升入高等小学，那是百里选一的。　

　　高等小学(1923年，改称高级小学)，一县只有一个或几个区立的、私立的。教学设备与师资比初小好一些。这些学校，不背书，无体罚。课本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修身、读经。所谓修身，就是后来的公民、政治。读经仍然是四书五经之类。图画、唱歌、体操，可有可无，虚有其名。毕业的那一年，还教英文，能学会26个字母就很好了。三年毕业，一些学得好的家庭、也富足的学生，就上省城或其它大城市报考中学。刻苦读书但家贫无力上中学的，就报考师范，希望能得到“官费”。多数不升学的，可以充当乡村小学教师或从事其它职业。　

　　1923年起，改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师范均为三三制，取消了大学预科。　

　　中国自古有私人兴学育才的好传统。陕西在废科举、立学校后，最早的私立小学，首推在西安的私立健本小学。该校系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富平县人焦欣(子静)所倡导兴办的。教师有蒲城王子端、李天佐，乾县范凝绩(紫东)，礼泉陈汝翼等。校址初设于西大街富平会馆，后迁至早慈巷原举院之一部。1923年改为中学，迁至三学街刘古愚旧宅，后因经费困难而结束。其次为三育小学，主持者为长安县人王文韶，他因反袁被陕督陆建章杀害。王遇害后学校亦遭封闭。稍后有辛亥革命时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在菊花园巷创办的菊林小学，后改为初中，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改为西安市第二十一中学。还有辛亥革命后兵马都督张云山所创办的同志小学，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改为东举院巷小学。双十二事变后陕西省主席孙蔚如为纪念其母，在原籍灞桥也创办了一个灞桥小学。校址设在外县的，有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三原西关创办的民智小学。凭籍于的地位和书法润格，该校经费较充足，设备师资也较好。刘文伯在乾县创办的敬业小学，也较驰名。以上这些学校，解放后均由政府接收续办。此外，礼泉王登甲(鼎三)以其子王作霖在1933年“闽变”中作战阵亡所领得的南京政府抚恤金4万余元，在西兰公路上咸阳、兴平、礼泉交界处的店张驿，创办了作霖小学，校董事长为李瘦枝，校长韩维垣，解放后被兴平县接收为中学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户县文义村两位张姓秀才在清末所创办的、后为北大学生张修甫接办的论西小学，关麟征，赵寿山，韩鄙等均出此校。据说该村在解放前文盲已扫除净尽，如属实则确属难得。其余各地，也大都有私立小学。靖国军时代驻防渭北各将领，在驻地也办了不少小学。这些私立小学对于传播文化，启迪民众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官立小学办得比较好的：当以西安的模范小学(南校场客籍学校原址)，第一、第二实验小学，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的附属小学，以及长安县第一(开通巷)、第二(西关冯少墟祠)小学，南关小学、东关小学等，均为人所称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进入陕西，在西安大湘子庙街，创办了一个东望小学，主要收容随军来后方的东北子女。日寇入华北以后，河北省一些逃难来陕的教师，也在西安原建国公园(现儿童公园)创办了一个河北省西安小学，因条件简陋，大约有一半学生在露天上课。　

　　“一二·八”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定西安为陪都，西京筹备委员长张继(薄泉)在古汉城内之天禄阁旧址创办了天禄阁小学，并在周陵(咸阳)、茂陵(兴平)，昭陵(礼泉)各创办了一个小学。　

　　对于幼儿教育和社会群众文化各方面，西安仅有一个设在北大街的幼儿园和设在马坊门的民众教育馆以及设在南院门的省立图书馆。　

　　民国后，北京政府颁布教育宗旨：“以国民教育为主，以实业教育为辅，并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教育宗旨：“教育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人材，务其民族独立，民权发展，民生改善，以进世界于大同。”前者着眼于富国强兵，后者则完全遵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遗教。　

　　二　中学教育　

　　1906年后，在省城西安首先设立了秦省第一中学堂。后来这个学校改为西安府中学，又改为陕西省第一中学(校址在城隍庙后街，现改为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在李元鼎任教育司司长期间，创办了三秦公学(包括大学预科和中学)，并成立了陕西省第二中学(校址在今之西北大学)。吕调元为民政长时，撤消了三秦公学，一部并入高等学堂，一部改为陕西省第三中学(即今之西安市第四十一中学校址)。那时，实行旧制，四年毕业。1925年，第二中学迁到凤翔，1927年将一、三两中学合并为第一中学，利用三中原校址。另以私立成德中学改为中山中学。将靖国军总司令部在三原县设立的渭北中学改为第三中学。榆林、汉中早年各设联立中学。各校结合当地实际教学。榆中设有蒙文班、筹边班。华县因接近东西大道，且密迩潼关，首先设立了华州中学堂，不久在农民交农暴动中因遭误会被捣毁后即停办。　

　　论陕西教育，不能不推崇杨宜翰(吟海)这个人。杨与当时西安府知府尹昌龄，陕西提学使余堃(子厚)都是四川人。杨先任兴平县知县，出版过《兴平报》，后调升商州直隶州知州，在任上，创办了商州中学，并聘于右任为监督(校长)，聘李协(仪祉)、刘锐亭等人为教习。杨在卸任知州后，还赴日本考察教育，归来聘回日本教师6人，分配于宏道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各三人。商州中学是陕西直隶州中首先成立的一个中学，也是各州县中最早成立的一个中学。　

　　1923年学制改革后，中学，师范均为三三制，当年春季开始招收新制一年级学生。　

　　陕西私立中学，以1918年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创办的私立成德中学为最早。该校由于经费充足，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不特一般私立中学不能望其项背，即官立各中等学校，亦未可多让。首任校长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湖南人董雨麓，继任者为号称陕南才子、日本留学生黄锡九。该校在1927年改为省立中山中学，后又调整为省立第二中学。其次是民国元年曾任教育司副司长的华县人杨松轩，他于1919年创办了私立华县咸林中学。杨为教育英材，备尝艰苦，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到解放前弦歌不辍，成就颇多。再次为曾充河南省军务督办的胡景翼(笠僧)，在其原籍富平庄里镇创办了立诚中学，成绩也较为显著。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也在其家乡蒲城创办了尧山中学，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在驻地凤翔曾办过石辅中学，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关麟徵也曾在其家乡户县真华卫创办过中学，陕西警备旅旅长孙辅丞也在其家乡蒲城焦庄办了一个崇实中学。此外，韩述之、杨晓初等进步人士于1926年在渭南固市镇创办了渭阳中学，执教者有方仲如、雷五斋、韩志颖等，均系共产党员。1947年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钟麟)在山东莱芜与解放军作战被围于孟良崮自戕后，其家人将南京政府发给的抚恤金在长安县灵感寺创办了灵甫中学，以罗钟秀(子灵)为校长。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中学。　

　　1923年后，西安私立中学如雨后春笋，相继设立，如由教育界人士所办的民立中学(在东关龙渠堡，1947年由西安市政府改为西安市第二中学)。张文穆所创办的民兴中学(在东县门街，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改为西安市第八中学)、陕南旅省人士创办的乐育中学(地址在西大街，解放后由西安市政府接收，改为西安市第七中学)、由北师大在陕同学所创办的力行中学(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四中学)，尚有王授金所创办的新民中学、刘文伯所创办的敬业中学，基督教会所创办的圣公会中学等。其中有些学校，经费极度困难，全靠学生所缴学费维持。因此，社会上对之有“学店”之讥。但当事者热心教育，培养人材，其功亦不可泯灭。　

　　实行新学制后，师资缺乏，各中学只能设置初中班，广大初中毕业生升学无门。少数富豪之家，可以远赴京津沪升入高中，多数贫寒者只能向隅。1930年杨虎城回陕主政，以李仪祉为教育厅长，撤销了有名无实的中山大学，另设高级中学，以适应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需要。杨以留美硕士唐得源为校长，留英学士李恂、亢心栽先后为教务长，李瘦枝为训育长，何守之为事务长。1930年设的高级中学成为本省最高学府。　

　　抗战炮火日益接近陕西，西安各校为免遭敌机轰炸，纷纷迁往大后方，西安高中先迁陕南城固县，后迁至翠华山。一中、二中也迁至陕南洋县、西乡，后来又迁至宝鸡六川店、卧龙寺等地。西安师范则迁至户县化羊庙。设在大荔的第二师范，因接近河防，也迁至泾阳上课。中学大量迁徙，伴随而来的是小学毕业生升学成了问题。时王捷三任教育厅长，为解决这一问题，乃在西安城南杜曲兴国寺创办了一个包括高初中的兴国中学，自兼校长，以李瘦枝为教务长和代理校长，当时颇有声誉。　

　　在日寇疯狂侵华期间，东北、华北及沿海各省相继沦陷，所有不想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纷纷逃到西北、西南各地，继续兴办教育。1935年春，著名教育家车向忱为了收容并教育东北三省流亡学生，在西安成立了竟存小学。校址设在西安东关一家停办了的火柴厂内。1937年春，又成立了东北竟存中学，校址设在西安玄风桥。1938年秋，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两校迁往陕西凤翔县纸坊街火神庙，直到1946年该校结束，前后历时10年之久。　

　　东北竟存学校在车向忱领导下，一贯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方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革旧教育的陈腐内容，实施一套新的教学方法，成为抗日期间远近驰名的一所学校。它曾经得到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和陕西名宿杜斌丞、李敷仁、杨明轩等人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都曾为该校派过教师。共产党人张寒晖、郝树荣、滕净东、聂速番、郑一平等，先后在该校任教。　

　　该校十余年中，共培养学生5000余人，为延安输送学生百余人，介绍参加八路军的学生数十名。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骨干。　

　　另外，还有许多逃亡到陕西的知识分子，在各省同乡会的赞助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不少初级中学。如由东北人士办的东望中学(在玄风桥，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由河南同乡会办的西北中学(在五味什字河南会馆，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六中学)，由浙江同乡会办的东南中学(在大湘子庙街浙江会馆，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五中学，后迁到书院门街)，由山西同乡会办的普兴中学(在梁家牌楼三晋会馆，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二十七中学)，东关山西会馆办的三晋中学(解放后为西安市第二十二中学)，南关办的并州中学、江苏同乡会在大保吉巷江苏会馆办了一所江苏中学。此外本省人杨杰科在药王洞街办了中华中学(解放后改为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回族上层人士马独青在洒金桥办了一所青门中学，周伯敏在任教育厅长时办了一所右任中学(在西五路)。以上这些学校，除在解放后由政府接收的以外，其余或昙花一现，或有始无终。　

　　抗日战争后期，为适应广大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需要，各县也多办起县立中学。如渭南瑞泉中学、临潼华清中学、咸阳周陵中学、礼泉昭陵中学、邠县太王中学等。唯以各县经费不充足，而师资一时又无从延聘，多以教学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代替，教学质量多不高。　

　　1947年王友直任西安直辖市市长后，以其师范同学王铭信筹办市第一中学，并接管了私立民立中学，改为第二中学。又筹办了第三中学，主要照顾回民升学之需。　

　　早在1923年，长安县与西安同城，当时即把长安县第一小学(在开通巷)、第二小学(在西关)，升为长安县第一、第二中学。　

　　这里应当补述陕西教育界一件趣闻。那时中学、师范招生是各自为政、无人统筹。学校把招生时间错开，故意一次不收满额，再招二次，其实质完全是为着多收报名费。报名费每人每次一元大洋(硬币)，几个有名的中学和师范，招考两次，每次都有三、五百名学生报名，这样可以收报名费近千元。除过考生吃一顿早点三个包子或饼外，所余大量资金供阅卷者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外，校内主要人员还可分利若干，这已成为公开秘密。当时币值稳定，物价较低，三块大洋吃一星期不重样，每顿有肉的伙食一月。所以招一期学生，他们的外快不算太少，便宜了这些人，却苦了莘莘学子。每临考试前，到处奔走托人给校方重要人员写信说情的信多达几百封，有的人辨解说是对此类信，从不拆封，一律付之一炬，其实完全骗人。这类科场舞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何曾弊绝风清过。学生们为着保险，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学校。考不上官立学校，还可进“来者不拒”的私立中学。虽然收费多一些，还不至于失学。　

　　三　大学教育　

　　陕西大学教育，当远溯至废科举、立学校前设在东厅门的“格致学书院”，废科举后改为陕西高等学堂。　

　　1913年陕西都督张凤翙创办了关中大学堂，以后改称陕西大学堂，再后又改称西北大学堂。校址先设在北院门(即现在的西安市政府)，继迁至万寿宫(现老关庙街地下水工作队队址)。首任堂长为钱陶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内设法科、政治经济科、文科、农科、预科。分别由郗朝俊(立丞)、马步云(凌甫)、崔迭生、肖中秀、康寄遥负责。迨1915年，陆建章督陕，吕调元为巡按使(即后来之民政长、省长)时，以中学私办、学生来源不足为由，下令停办大学，把法科改为陕西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址即现今东厅门的西安高级中学)，把农科蚕桑改为甲种农业学校(在西安南门外今西北大学校址)，把预科和三秦公学之中学班合并成立第三中学(校址即今早慈巷西安市第四十一中学)，其余文科和政治经济学均撤销。　

　　1923年，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倡议创办西北大学于西安，以政法专门学校和教育厅之一部为校址，于同年9月开始筹备，次年2月招生上课。由于法政专门学校的并入，先设法科；又由于水利道路工程学校的并入，继设工科。后来又因人设事，陆续成立了国文、蒙文、政治经济三个专修科。校长傅铜(佩青，刘镇华的河南同乡)，教务长吴小朋，法科主任是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江澄，工科主任系原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李仪祉，政治经济专修科主任为户县留法学生王凤义(来亭)，国文专修科主任为吴芳吉，蒙文专修科主任为黄成光。到了1925年，刘镇华离陕，傅铜赴京不返，一度由李仪祉代理校长，王凤仪为教务长。以后李又因公外出，被战争所阻不归，又由王凤仪代理校长。到了1926年，西安被围八个月，经费无着，师生自行解散而结束。　

　　1928年春，陕西当局朱哲元接管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学校，改组为西安中山大学。地址仍在东厅门。由王凤仪(来亭)任校长，长安县留日学生赵愚如任总务长，长安县留日学生杨祥荫(励三)任教务长，北师大毕业生张修甫为斋务主任，北师大毕业生梁午峰为注册主任。科目有政经、理财、文科等班。继任校长为延国符、余天休，后由教育厅长黄统(天行)兼任。到了1930年冬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瓦解，学校亦随之结束。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在陕西设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当时武功县人焦易堂(希孟)任最高法院院长，强调后稷教民稼穑千古有邰(即今之武功)，力主校址设在该县张家岗。于右任极力赞助，并自任校长而遥领之，以某亲信王子元为总务长并代理校长。以后这个学校又扩建为西北农业学院，部派湖南人辛树帜为院长，刘安国(依仁)为附中(亦称高职)主任。将李仪祉所办的陕西水利专修学校，并入为农业水利系。　

　　抗战初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咸阳设立了西北工学院，以潘承孝为院长。这个学校在解放后与南京航空学校合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设在西安。　

　　抗战中期，为了适应需要，陕西省当局在西安同时设立了师范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和医学专科学校。以郝耀东(后为刘安国)李恂、张迪华为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军进入西北，东北大学亦迁来西安。北平一部分高等院校在“七七”事变后亦迁来陕南汉中、城固、洋县、西乡等地。这些学校后又合并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这个学校又改名为西北大学，迁来西安。原东北大学仍回沈阳。　

　　四　女子教育　

　　陕西女子教育以阎甘园在西安创办的雅阁女校为最早。其次有设在五味什字的正本学校，还有天主教创办的玫瑰女校。在外县的有华江的少华女校，还有吴件旗在泾阳安吴创办的女校，均属高级小学。民国后，西安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属于中等学校，原在梁府街，后迁后宰门街)，后来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创办了女子中学，省当局也于30年代在西安设立女子中学(在西七路)，基督教会在西安东关设立尊德女中，妇女界先辈张济同又独资创办了作秀女中(在后宰门东头)。特别是1926年共产党领导的西安暑期学校采取了男女同学同班制，开了妇女解放的先例。当时女生有王观德(先烈王授金的侄女，后与何延杰结婚)、王观政(先烈王授金之女，后与吴化之结婚)、李馥清(先是雷晋笙(雷风翼)的夫人，后与杨晓初结婚)、彭淑贞(后与张性初结婚)、刘秀英(其夫为林之望)等。妇女解放，经过了一番曲折的道路。当时风气闭塞，“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观念，在家庭及社会上根深蒂固，因之影响女子不能参加政治和一切社会活动，经济更不能独立。她们毕业后，少数当了小学教师，多数仍回到家庭，从事家务劳动。既使有极个别的冲破种种障碍，获得了参加工作的机会，也被人讥为“花瓶”。　

　　五　职业教育　

　　陕西职业教育最早的有陕西实业学堂(校长为兴平人张深如)及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设在西安西南城外，即今之西北大学校址)，其次有甲种工业学校(设在三原北城，后改为第三职业学校)。1923年，在西安旧举院之一部设立了省第一职业学校(1927年迁至城隍庙后街原一中校址)，1923年李仪祉创办了水利道路工程专科学校，后并入西北大学；又于1931年创办了水利专修班，后并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他死后，门人为纪念他，在泾阳杨梧村创办了仪祉农业学校。1923年，西安曾有私立体育学校出现，但为时未久即结束。邵力子主陕其间，其夫人傅学文在西安创办了助产学校。抗日战争期间，省当局创办了西安技术师范学校，以杨宏毅为校长，校址设在原省二中。省当局又在咸阳县河南社树庄办了一个职业中学。由私人倡办的，有渭南王璋峰所办的赤水职业学校，成绩显著，时间最长。还有扶风旧军人冯华堂在其家乡豆辉村创办的清民职业中学，不过是昙花一现。此外、兴平人韩光琦(威西)抗战期间在西安曾创办了一个私立陕西省高级职业药科学校，校长由韩自兼，任薛道五为教务长，并设有西北制药厂，总算知行合一。还有培华女子职业学校，设在后宰门。　

　　所谓职业学校，多数是有名无实，师资设备均差，特别是不能结合实际。一些学生因为考不上官立中学，才在职业学校就学，并非自愿从事某种工作。毕业后，政府又不提供就业机会，只好学非所用，自谋生路。　

　　六　师范教育　

　　关中书院为陕西优级师范后，又于民国元年改为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民国二年又在大荔设立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同师)。以后又把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三原创办的渭北师范改称第三师范。另在绥德县成立了省立第四师范。以后又陆续在安康、凤翔、乾县、彬县另设立了师范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与中学大体相同，只多了一门心理学和伦理学。在20年代，省当局在西安南校场设立了单级师范学校，以后各县劝学所也在本县成立了单级师范，为时未久，都先后结束。以后师范学校均冠以地名，如省立第一师范，改称省立西安师范，余类推。　

　　报考师范的多数是穷学生，有的能领到官费，但这也不是容易的。各县官费有定额，考上师范的也不调查其家庭经济情况，一律按录取先后递补官费，所以穷学生不一定能领上官费，领官费的不一定是家庭穷。而且即就轮到，定额完了还是白搭。政府出资供给的学生，毕业了并不安置教书工作，仍需各人自己活动，所以有些人也就改行另图了。以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埋没了大量人才。　

　　七　特种教育　

　　1926年，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城逾八月。当年暑期外县学生不能出城回家，国民党省党部(此时国共合作，负实际责任的多系跨党的共产党员)会同西安学生联合会举办了西安暑期学校，招收各校学生学习。校址设在省立第一中学(现庙后街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设社会科学系甲、乙两班，数学系一班，文学系一班。课程除专业外，有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中国革命问题等。授课者有刘含初、魏野畴、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吴化之、赵保华、罗端先等。其中除罗外，俱系共产党员。学校采联了男女合班制、开陕西之先例、并为尔后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7年，共产党又在西安设立了中山学院，院址在东厅门原西北大学，任刘含初为院长，李子洲为副院长，徐梦周为教育长，分四个班：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组党班。未及一年，因冯玉祥叛变革命，政治形势突变而结束。　

　　紧接着冯玉祥系陕西主席石敬亭，也就在中山学院的原址，设立了自己的党政训练班，以郭春涛、延国符等为领导，培养其反共反人民的骨干。　

　　抗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派为加紧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在耀县设立了中山中学及中山民校等，其目的为截留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和由边区出来的青年，施以毒化教育，以为已用。　

　　八　 历年教育行政长官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令裁撤各省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陕西省当时充任此职者，先后有叶尔*（左忄右包）、沈淇泉(浙江嘉兴人)、余堃(字子厚，四川人)。辛亥革命后，于都督府设教育司，主管教育行政。首任司长为曹雨亭，次为朝邑人张效铭(字西轩)，第三任为蒲城李元鼎(字子逸)。李以诸生入宏道书院，清末考选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辛亥革命时，佐大都督张风翙戎幕，颇显劳绩。其人品学兼优，尤认廉洁自持，直言无隐闻名于世，在任内创办同州师范、第二中学、三秦公学。以后军民分治，教育司改为教育科隶于巡按使(后民政长)而辞职。　

　　1916年、改民政长为省长，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厅，首任厅长吕霭臣，次为临潼之郭忠清(希仁)。郭在陕西辛亥革命时，系大都督府张风翙戎幕，运筹帷幄，厥功甚伟。民国二年与李协(仪祉)偕行赴欧游历。李当时在德国习土木工程，郭曾劝以西北苦旱、应以水利为急。李从其议，后遂成中国水利界之泰斗，造福乡帮，有功于国。郭欧游归来，在华山下的“共学园”讲学，从之游者有河北高阳孙岳(禹行)、山西崞县续桐溪、甘肃天水邓瑜(宝珊)、陕西富平胡景翼(笠僧)等，皆一时俊彦。郭在任教育厅长时，兼任水利局长、林业专员。他在1920年病危时，建议当局，认李协接替水利局长，可谓知人。惜其潜心孔道，自任省孔教会长、提倡读经，影响当时学风颇大。郭死后由杨铭源(西堂，宜君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接教育厅长。为时未久，即值冯玉祥督陕，派其幕宾、安福系国会议员、山东临清回族沙明远接替厅长，旋又随冯出关。时刘镇华任省长兼督军，派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之本省富平人景志傅(字岩征)接充厅长。景学识渊博，惜染有阿芙蓉癖、在任内无所建树，后调任榆林道道尹(解放后一度任省文教厅厅长)。刘镇华又任马凌甫继任厅长。马系本省郃阳人，早年留学日本，习政治经济，有著述留于世，惜在东京时因籍隶渭北，而参加了咸长派(时在东京的陕西留学生按其籍贯和主张分为渭北、咸长两派)。马以后回国，又佐军纪败坏、声名狼籍的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为参谋长，其长期依附陕西人民的凶恶敌人刘镇华。1926年刘镇华困攻西安八个月之久，城内军民战死饿死数万，马竞沦为“土窑七贤”(陕人之附刘帮凶者)1925年离陕赴豫参加胡憨之战，直至1926年西安城围被解，逃出潼关。这一期间，先后有郗朝俊(立丞、华阴人)，王良(霆轩、三原人)继任厅长，仅维持现状而已。　

　　1927年大革命时间，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派进步人士户县杨荃骏(明轩)为教育厅长。杨选贤任能，锐意整顿，惜为时未久，即值冯蒋合作、宁汉合流而相继“清共”，于、杨遂不安于位而先后离省。此后冯派本省白河县人黄统(天行)为厅长。宋哲元与刘郁芬先后主陕政，均以查良钊为厅长。　

　　迨1931年杨虎城主陕政，南京国民党政府派CC分子李范一为教育厅长时，次年即被西安各校教职员及学生反对而去。杨遂保荐三原人李白龄(寿亭)继任厅长。陕西多年来教育经费无保障，常随政局的变化、当局的贤愚而盈绌。于是、李与杨商定，划商税为教育专款，遂有陕西教育经费管理处之设。南京CC分子对李范一被逐不甘于怀，于1934年调北平市教育局长周学昌为陕西教育厅长，此后陕西教育界遂成为CC的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孙蔚如接替省政以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为教育厅长。抗战后周伯敏调任武功农学院院长，以曾留学英国之本省韩城人王捷三接充厅长。1946年祝绍周接替陕西省主席，以曾留学苏联的本省韩城人王友直为厅长。1947年王调任西安直辖市市长后，由本省米脂县人高文源接任教育厅长，迄于西安解放。　

　　l948年西安改直辖市后，设立了教育局，南京的朱家骅派以本省蓝田人王宗德(树滋)为西安市教育局长，教育界成了“党棍”官僚争权夺利的场所。　

　　九　陕西教育界一件大事　

　　陕西教育界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就是1924年暑期西北大学办了暑期讲习会。应邀来陕讲学的有：鲁迅先生和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无*（左王右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谋，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钟几，此外还有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以及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蒋廷敝等。讲学由各人指定题目讲演。鲁迅先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王桐龄讲的是《陕西史地》，刘文海讲的是《大国家主义论》，蒋廷敝讲的是《欧洲大战史》。李仪祉、王来亭在后期也作了专题讲演。地址分两处：一在教育厅，一在西北大学。鲁迅先生的讲演处处结合实际，对当时军阀的祸国殃民及办教育之实质，抨击不遗余力，处处表现出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的鲜明态度，为陕西教育界正直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以前，1922年暑期，也曾请到北京一批学者，计有陈大齐、朱希祖、王星拱、徐昶等，及美国人柯乐文等来陕讲学。地址在城隍庙后街第一中学，规模较大，影响不大。　

　　与此相反，约在1923年秋、刘镇华乘南海康圣人(有为)专程到洛阳为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祝寿之机，请其来陕讲学。先后两次在文庙、易俗社为学生讲话。由富平举人张鹏一(扶万)任翻译。讲的不外是封建的孔孟之道和反动的保皇理论。一次在易俗社剧场讲演，惹起学生愤怒，秩序大乱，刘镇华在场弹压，方得安然无事。　

　　十　 三个文化区　

　　论陕西的文化教育，除西安外，首推三原县。该县与附近的泾阳、高陵，均系郑白梁灌溉区，沃野平畴、农产丰富。三原又为东南各省运销西北的大布(洋布)转运集散地，泾阳为湖茶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加工集散地，商业极为繁盛。加之上述各县又有出外经商的传统，远走四川、杨州甚至香港屡见不鲜，巨室大族，历历可数，成为陕西财富之区。有了物资的基础，自然就有了文化上的要求。另外，清一代学台(掌管一省的教育行政)与督抚不同城，学台就经常住三原，西安府属各州县学生考秀才进学者、均在三原举行。清朝中叶，邑人李锡龄存书9万余册，誉为文化宝库。因而有宏道书院、正谊书院。名儒贺瑞麟(复斋)，刘光蒉(古愚)长期讲学其间，一时全省学子争往受业。流风所播，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和一切社会生活，均比较文明礼貌。入民国后，先后在三原设立了三原工业职业学校(简称三职)、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女子中学。学校和学生之多，仅次于西安。近代关中名流、学者、专家如于右任、李元鼎、茹欲立(卓亭)、张季鸾、李仪祉、张奚若、范紫东等皆出自宏道书院。　

　　其次要推武功县杨陵。西北农学院自设在该县的张家岗后，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农业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解放后，政府将其所在杨陵定为特区，设置商业网点和服务业，为科学家和师生服务。　

　　地处陕北的榆林、绥德和米脂三县，虽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远离古都西安、但却是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榆林是前清府所在地，绥德是前清直隶州所在地，随着废科举、立学校潮流的到来，先后设立了省辖榆林中学、第四师范，杜斌丞先生早年执教榆中，致力教育事业，先后10年时间。他提倡桑梓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相继创办起省属榆林女中、省属米脂中学。因而、榆、绥、米及陕北附近各县，人文蔚起，不少有志教育事业的贤达，横渡黄河，负笈京津求学者颇多。有的人甚至远涉重洋，留学欧美，比起关中各县，人数也不算少。杜斌丞思想进步，由于他的号召和引进，陕西一些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在当地不能立足者，如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常汉三、张光远、刘尚达、杜松寿、白超然等，都先后在陕北执教，他们不仅传授了知识，还撒播了革命种子。毕业于榆林中学的刘志丹，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这决不是偶然的。　

　　附言　

　　本文经过两年多的思考。请教和随时随地向各个方面有关人员访问；又参考了《清史稿》有关部分及李瘦枝所写的《刘记西北大学》，郗晓峰所写的《西安中山大学史话》、陈云樵所写的《1927年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学院》和田克恭所写的《西安城的过去与现在》中的教育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得到刘依仁前辈随时提供宝贵资料，在此均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并未从事过本省教育工作，而且资浅才疏，孤陋寡闻，仅凭热情勇气，不计工拙毁誉，甘昌“光*（左日右定）逐浪”之讥、敢奋“班门弄斧”之笔，自知谬误难免，甚至挂一漏万。诚恳希望教育界先辈不吝珠玑，予以指教，如能借此得到抛砖引玉之效，更所翘企。　

　　关于陕西由清末起，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选及由“五四”到“西安事变”前各个时期的学生运动，教师索薪罢课，还有教师中的“共进”、“进化”两派，共产党与国民党，国民党内部的“二陈与朱家骅派的斗争，还有教育的”六腊之战”等等、我毫无所知或知之不详或已有记述，应留待参与其事者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