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五年，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陕西的清政府官吏议修西潼铁路，向各县农民派征路捐，因此激起了扶风、渭南、华州、华阴、同州以及蒲城、富平等州县人民的反抗。这一英勇的群众斗争先由扶风发动，风起云涵，迅速地遍及各县，形成规模巨大的抗捐交农运动。如果人们把辛亥前三年发生的“蒲寨”——知识界反抗清朝黑暗统治的斗争，看做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②，那幺，这一波澜壮阔的农民群众反抗路捐运动，更广泛地反映了全省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农民对于当时清政府昏庸、媚外、残酷压榨人民的黑暗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这正是陕西辛亥革命发出的社会基础。陕西农民的反抗路捐斗争和同时期全国各地或先或后发生的“抗捐” “抗税”“抢米”农民暴动都一样地说明着辛亥前人民群众已日趋革命化，革命形势相当高涨了。　

　　自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展了掠夺中国铁路建筑权的争夺战，正如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小册子中说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跌路的办法，引起了列强的竞争，也引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如粤汉、川汉、沪杭甬等路都先后暴发了当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公然掠夺筑路权或清政府在“官办”“国有”的幌子下出卖路权的斗争。　

　　西潼铁路路权之争，原因比国公司承筑京汉铁路时，已有汴洛路西展由比国承办之约，而且汴洛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款亦载明中国铁路总公司(大买办盛宣怀为督办)如奉国家准由河南府接展至西安府，督办大臣可以应允比公司按照本合同章程妥商议办。清政府与比国公司订的是1903年至1904年间的事，当时陕西知识界上层人士即联络甘肃共同力争，在京在沪的陕甘人士会具呈商部，并函巡抚倡议自修铁路，以保路权，但当时在陕的清朝官吏却没有一点拒抗外人觊觎的表示。等到1905年末，陕西藩司樊增祥始请筹办西潼铁路，巡抚曹鸿勖即派樊为总办。这时的清朝官吏，贪污腐败已至极点，他们修铁路，也说是“杜绝外人觊觎”，其实只要抢到一个“官办”，便可名利双收：既有能办“新政”之名，又可得从中渔利之实，真的修筑铁路却是一点诚意也没有的。向以舞文弄墨者称的“能吏”樊增祥在其筹办西潼铁路文中早就说“先修咸宁（西安）到临潼五十里之铁路以为之倡”，其预存欺骗，是不待办认就很显然的了。当时陕西的知识界、士绅及国外留学生，都以这种“官办”铁路随时有借外债丧失铁路权引来外人入侵的危险；同时樊增祥、曹鸿勖辈也诬辱陕西人说什么“陕人士不多事亦不任事”的话。，颇引起一般人的气愤，但代表这种资产阶求的上层人士，因为当时陕西的工商业还很落后，缺乏经济实力，所以表现在筑路权的斗争上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　

　　一、农民抗捐斗争纪实　

　　清政府在陕官吏既以官办铁路为名，又以藩司樊增祥为西潼铁路总办，他们第一件要办的事——应该说是唯一要办的事，就是筹款。款从什么地方来呢？西潼铁路总办樊增祥所拟具的铁路办法章程二十二条，其中捐章六条，第一是“加盐厘”，第二是“收谷捐”，第三是“增土税”，这三项税捐的刀锋都直接对准农民。这时陕西交通不便，工商业不发达，清朝政府及其官吏主要压榨剥削的对象就是农民，特别是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这个“章程”上说：陕省创办铁路，自以筹款为最要，而商民中巨利所在，要以盐务为最多。在农民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而农民又是食盐的主要消费者的情况下，清朝官吏筹款的首一着就看上了盐税。至于说商民中巨利在于盐务，似乎增加盐税是对盐商的，其实谁都知道无论盐税如何增加，都会通过盐价上涨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筹款办法中“收谷捐”“增土税”，更是直接对农民的剥削。所谓“收谷捐”，即将备荒的义仓积谷，每亩征收三升，改为铁路捐，随粮赋折收钱文；所谓“增土税”，即清政府一向迫令人民种植鸦片，借征重税，现又重上加重，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或叫做“寓禁于征”。农民的反抗既起因于随粮征收路捐，特节录藩司樊增祥义仓积谷改收麦捐以作铁路专款文如次：　

　　“……本局议修西潼铁路，前已奏明立案，第思此项工程需款甚巨，亟宜事先预为筹划，以济需要，兹本局议定办法二十二条内有拟收谷捐一条，内转陕自庚辛灾后，筹备义仓积谷，议以每亩三升为额，近数年来，各属禀报收数多则两三万石，小亦不下六七千石，历时稍久势须出易，积愈久则累亦愈重。今拟开办铁道，于运粮救荒最称捷速，应将仓捐截止，而以每亩三升之额移作路捐，仍由铁路局认息。惟义仓取其耐久，故收谷存储，路捐取其饶多，故以麦折算，其办法各州县莫不分里，每里有地若干，应出麦若干，悉皆有册可稽，每年麦秋后，按照时价折收钱文，由各该邑里绅汇齐交县，由县汇齐交局，由局发给股票，按年付息，以所收三升之捐，充作铁路工需，以所给三升之息，专作该里学费，路轨交通而后，民间所收麦粮价贱时，则可分粜豫晋，价贵时则可同济邠岐，常此转运流通，不致有收折色难，收本色易之虑，此项收款为数计亦不赀，并拟责成地方官将付息一层妥切晓谕，民间知有余羡可图，亩捐能更踊跃，农政能益讲求，三升之数或能较旧增多，以作铁路的款似较他项转可持久，议定即由总局行知各局拟章举办，并详咨备案，申明收捐一定年限，以舒民志而开利源。除将办法各条详情抚宪察核示遵外，查仓粮一项，系贵司主件，理合备文咨请转饬各属照章核实折收，按期解交本局，以凭兑收，所有上项义仓积谷改收麦捐系为筑修缺路权宜变通办理，一俟路成工竣，此项各仍其旧，为此合移贵司，烦照来移事理，希即挈衔会详核办，并通饬各州县一体遵照妥办，庶期要工速举，望切施行，等因到司，准此，本司道等会查西潼铁路工程需款甚巨，自非妥筹常川的款无以资接济而裕度支，所有上项义谷亩捐拟自本年为始，改为每亩收麦捐三升，移作铁路的款，责成各地方官按年于麦秋后，各照本地时价，核实折收钱文，分期解局，以备工用”。　

　　清政府官吏要从农民身上筹款修路，而当时陕西农民的情况怎样呢？可以看看那时的一般社会情况：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大饥，广大农民辗转于饥饿线上，而这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太后那拉氏挟光绪帝西奔，经由太原到了西安，所到之地，人民的支应，异常浩繁，再加上那般“办皇差”的爪牙——清朝大小官吏以及地方上的地主豪神，从中敲诈勒索仗势凌虐，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清朝皇帝在陕年余(1900年8月至1902年1月)诸般供应取给陕西，人民在荒灾中又经受这一场祸事，而清政府又一次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辱求和，签订了卖国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陕西认赔款六十万两，按粮赋派给农民，农民生活愈益陷入悲惨境地。至今尚存的老年农民说，光绪二十六年大饥馑以后，连续两年，即二十七和二十八年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馑”。华阴县贫雇农作一天短工得钱二三十文，买不到一升粮食，菜油卖三文钱一两，有些人家还点不起灯。　

　　就在这种情况下，随粮征收路捐，激起农民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1906年2、3月间，扶风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抗路捐的斗争。抗捐运动先由扶风发动，也不是偶然的，除因连续三年饥荒以后人民实在无力负担而外，还有两件事直接激怒扶风的广大人民：一是包销扶风官盐的恶霸马林太(号马十四)提高盐价重利盘剥；二是因修学堂向人民派款，经手修建的恶绅杨新、候二、马十四从中贪污巨款。因此，扶风的群众斗争就是把反抗路捐、反对盐斤加价、反对恶绅贪污合并在一起进行的。　

　　扶风县征收路捐，由原来的赋粮一斗合银一钱五分增加到二钱三分，就当时的人民生活说，这负担确是不轻的了。至于盐价，凤翔府属八县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始设官盐局，禁止私商贩卖。以前食盐每斤制钱十七文，官盐实行后，涨至每斤六十文。官盐不仅是清政府的财政大宗收入，也是一般文武官僚土豪劣绅盘剥人民的工具。比如凤翔的官盐当时为候补知州李显诚和西安抚标右营游击刘琦（字少涵）承包，扶风是当地豪绅马林太分包。这些承包人任意抬高盐价，并放枞盐警勒索滋扰。马林太把扶风盐价抬高得比邻县武功每斤贵十四文，还严禁人民去外县买盐。因此，人民虽在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仍不得不奋起作殊死斗争。　

　　在这里还须补述一点，也是扶风最先发动斗争的原因，好光绪二十九年冬，凤翔人民反抗官盐局的苛索，群众烧毁了官盐局和捣毁了虢镇、蔡家坡、高店等地分局，领导群众斗争的李猪娃、晁黑狗等先后被杀。光绪三十年九月，扶风人民也起而反抗派销官盐，风潮未及扩大即被清政府镇压下去，领导这一斗争的张化龙(升云)被革去了武庠生的“衣顶”。这些积愤深深地压在人民的心里，一遇时机也就会立刻燃烧起来。　

　　扶风农民群众拥戴张化龙率领他们去与县官面理，张化龙带领千余人齐赴县城，人们扛着锄头、镢头等农具，打着锣鼓，举着旗帜，拥向县城东门外，以交农具要求免路捐、减盐价、惩办贪污劣绅。群众要县官谭绍裘出见，谭知县躲在城内和众绅士计议，结果，推书院山长马骅名出城调解，当时答应代请免捐并严办杨新等劣绅，群众散去后，事尚未了，马十四又给食盐每斤加价四文，再一次激怒人民，张化龙遂与昝化熊等率众前往岩家嘴，纵火烧毁马十四开设的酒房，并打毁马家的石碑五、六座。这是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的事。后来群众称赞：“张化龙、昝化熊，他们个个是英雄，青龙庙上扎大营，马十四、杨新弄不成”。张化龙等此后便率众到太白山的九阳宫树起义旗，公开与清朝黑暗统治对抗。这时便有坏分子(一说凤翔知府尹昌龄命其弟化名许先生)混入山中暗地进行破坏，适时届年终，人人有思家之念，乃从而瓦解众心，煽惑大众，分散回家过年，官府即派缇骑四处拿人，腊月十九日李化虎、帅大旗、帅怀疆、权占疆先后被捕。张化龙乃密约张应虎、邓梦熊等十余人乘腊月二十三日集会的机会，混入县城劫狱，从狱中把李化虎等四人一齐抢走。据当时目击者王子范(现年八十岁，前清廪生)谈，张化龙指挥劫狱，非常从容，随着赶集的人混进城去的只有十几人，城外尚有数百人接应，他们打开监门，把李化虎等人背走，李等脚上还带着脚镣，大街上无人敢拦挡，县官随后骑马来追，被一个名叫苟七的农民一杆子拨下马来，就在这时，劫狱的人们已经远去了。　

　　后县府紧急调集军队，四乡搜查，腊月二十八日先后逮捕了李化虎、帅大腆、帅怀疆、张保、张德荣、张金锁；二十九日又在杏林南秦家台捕去张化龙。　

　　张化龙初隐藏在西坡村他的外甥张玉林家，后转秦家台农民秦黑狗家，及至敌人追踪寻来，张知已不可脱，为免累别人，乃挺身就捕。　

　　张化龙被捕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扶风全县，传到了邻县武功、岐山、眉县，农民们义愤填膺。腊月三十日在这几县的农民群众中传递着鸡毛传帖。次日，正月初一，扶风以及武功、岐山、眉县集合十余万人，分路蜂拥至扶风县城下，包围了县城，众人高呼：“要我张化龙”，“杀死马十四”，喊声震天。农民常和平等四人在冲城中壮烈牺牲。城内的知县和知府吓做一团，不知所措，后来还是知府尹昌龄战战兢兢地爬上城楼，用谎言欺骗群众，答应所有的要求，终于哄退群众，解了城围。可是这些惯于鱼肉人民的官吏怎肯罢休？当晚把李化虎、帅大旗、权占疆、张和尚处死，再过了一天，正月初三日，又杀害了张化龙。这一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下，息灭下去了。　

　　在大捕杀中，张化龙的姪孙张应虎逃往新疆去了。邓梦熊逃至甘肃，在董志原一带卖武为生，后为差役张辛侦知，被捕解归，榷遭杀害。这是光绪三十三年春天的事。　

　　群众斗争既遭到血腥镇压，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残酷黑暗更加认得清楚，仇恨的心理也更加深了。对斗争中壮烈牺牲者，人们都深深地记在心里，不能忘怀，到后来，农民们编成秦腔戏辞，歌唱着张化龙的英雄行为。再后，地方上的官吏已经换人了，光绪朝也换成宣统朝了，于是在宣统二年春灭，农民们又为张化龙竖立起了一座丰碑，以志其为人民斗争的功绩。这碑立在绛帐镇的大道旁，它实际上就是1906年扶风农民英勇斗争的纪念碑！　

　　兹录碑文如次：　

　　“盖闻忠臣事君不顾身家，义士殉名罔计利害。故孔子有杀身成仁之教，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训；非轻生也，即易所谓以贞胜者也。今有升云张公者，斌性忠直，作为豪侠，世工射技，遂获武衿。辨邑时之曲直，不畏豪强，谕官民之是非，罔避忌讳。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假民之征差甚多而借公肥私者，诡伪百出，公于是率众临城争之，而惜也，不学无术而不得其道，遂致冒犯王章，有干律例。府大人禀于上宪，调兵捕捉，公恐累及众人，锐身自出，至腊底遂为捕兵所获焉。当公入狱之日，即三十三年元旦之际，扶、武、眉数县人民救公之情急，佳节不贺，不斯而来者数十万人，皆入邑城下，为公乞免焉。府大人尹，县令大人陈、管带大人张，因众民之诚恳，联名而转请于上宪，上宪以为法难废，不允所请，至初三日公竟赴义焉。呜呼！公之捐躯，为邑人也，而邑人能忘公乎！于是助资立石，爰序其事，以垂不朽云”。　

　　碑立于清皇朝尚未倾圯的时候，它把一个被统治阶级判为“犯上作乱”③的人赞颂为“赋性忠直，作为豪侠”，“辨邑里之曲直不畏豪强，论官民之是非罔避忌讳”这样高尚侠义的品质，碑文作者已经是很大胆的了，而“不学无术而不得其道，遂致冒犯王章，有干律例”的话，既是为上边的颂词在打掩护，也投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最辛辣的讽刺，因为后世人们都会想到在专制时代农民除了群起斗争以至暴动而外，其他的“道”原来是不存在的!　

　　继扶风之后是渭南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在渭南征收路捐每户粮赋加银一分二厘。固市大中寨村农民汪启青等，在群众中宣传反抗路捐。十一月初四、五日，有鸡毛传帖四处传递，约定初六日在固市集合，同到县城交农器抗路捐。事前，县官张议英闻知消息，即下令把渭河渡船调集南岸，以阻河北人民过河来县城。交农群众中有苍渡人善水，下水强渡，终得过河到达县城，这时县官已闻风逃避，众怒之下，乘势捣毁了盐局、税局。次日群众拥入县衙，迫县官张世英当堂写了免收路捐的帖子，众乃散去。　

　　华阴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在1906年11月间。路捐的征收，在华阴是按每两赋银加收制钱五百文。华阴这个地方地势低湿，农作物有十年九不收之说，农民生活极苦，那时一斗粮食卖二百多钱，贫雇农作一天短工，还买不到一升粮，菜子油三文钱一两，有的人穷得点不起灯。因此一遇交农器抗路捐，立刻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得到反应。11月中间，华阴各村中传开了鸡毛传帖，帖上写着各家都要出人参加交农抗捐。到了那一天，四乡集合了很多人，人人手执木杈扫帚等农具，成群结队奔向县城。消息传到县城里，县官崔肇林(广西人)即和佳华岳庙巡防队统领洪香墀商议，邀同绅士分途出城劝阻。洪统领偕云台书院山长张崇善出东门，拦阻从东来的，崔知县偕邑绅孙士杰等出西门，拦阻从西来的。洪等一行走至泉店，和群众队伍相遇，洪婉言劝解，众指栽电杆也是扰民的苛政，要把它拔去，洪统领并不阻止，因而再未激怒群众，终于被劝散了。可是，崔知县一行来到段村附近，群众见是县官，遂一怒而打毁了他的轿子，拥进县城，捣毁了税局，也打破了学堂的门窗，闯进县衙，捣毁后散去。　

　　事后，官府派人四处追查鸡毛传帖的来历，追到敷水一个读书人孙应策那里，指为倡首的人，孙即被杀，并杀雷荣昌、高利害、届时④共四人。　

　　华州农民抗捐斗争的情况怎样呢？请看看亲身参加过这一斗争的老农王荣卿的谈话吧：　

　　“我现年六十七岁(谈话时在1960年，今当为六十八岁)，住在华县高塘崖坡村。　

　　光绪三十二年，那时我13岁，正在野狐沟私垫念书。这年冬季的一天早晨⑤看见成千上万的人结伙往华州城里走，人人拿着破杈敝帚，说是进城交农器。这些人是来自全县各村庄的，远离县城百余里的岭南各村庄也都有人参加。事前就有鸡毛传帖传知各村，要每户派出人来，我家因无成年男子，我就跟着大家去。到了华州西关，城门紧闭。群众先捣毁厘金局，接着闯入天丰通钱号，又打了西关学堂的窗门。群众蜂拥在城门口，见州官⑥站在城墙上说话。这时有一部分人绕至南城门。越过城墙，遂闯入了州衙，州官急忙赶回去，西城门也开了，群众一拥而入，见对面来了巡防马队的八个兵丁，他们朝天放了两枪恐吓群众，有人立即上前把骑在马上的兵拉了下来，乱打一阵。当群众拥进州衙时，州官极力劝解，有人投石击中了官的面部，这州官被迫当众宣布停征路捐，群众才散去。　

　　过后十几天，官府派兵到处捉人，后在旧城府君庙前杀了两个人，指为倡首闹事的人。这二人一名铁练子⑦，一名刘豹子，都是小涨村的农民。”　 

　　同州与渭、华只有一河之隔，当渭、华农民哄堂(即群众拥至县衙交农具)抗路捐的消息传来，同州各乡农民立即动荡起来，农村中便有鸡毛传帖传递者，风声紧急。11月27日，县城逢集会，四乡农民进城赶集，知县陈润灿事先出城，在西门外三官庙高地等候，将阻止西乡人员入城。午后，城内忽然哄闹起来，赶集的农民手执扁担、连枷，捣毁了福音堂、官盐局，陈知县闻讯赶到，钱局的钱钞散了满地，路人检拾者多被差役抓去。　

　　先是，南乡九龙村农民王兴财、王官定，三教村高欢欢，马坊头村马呆庆，需南村张用林，南寨村柴新胜(号铁膀胜子)等常在一起练习拳术武艺，这次抗路捐打盐局，他们都是主要参加者。　

　　事后，陕西巡抚曹鸿勖候补道文龙至同州会同大荔县审讯此案，文龙讯明捕获的人多系抢拾钱钞者，随问随释，陈知县见此情况，力争之，遂杀赵捻子一人结案。赵捻子是不久前从监狱放出去的一个犯人，因抢拾钞票而被罣误顶案的。这也是清朝官吏惯用的一种羊替牛死的手法。　

　　至王兴财、柴新胜等人，事毕逃出城外，分渡洛河，携家潜藏。后王兴财和柴新胜、王官定三人偕入华山桃峪口，在老虎山为僧，越二年，渐渐回家，仍旧务农。　

　　富平农民反抗路捐的斗争，先后发生两次，第一次约在九月间，那日知县李嘉绩(字云生直隶通州人)正在县衙丹墀约绅学界观剧赏菊花，忽传农民反抗路捐，由东北乡来了两三千人，各持木杈扫帚要进县城交农具，都聚集在北门外桥头上，李知县即令停止演唱，并封闭四城门，约同各绅士上北城向群众问话，见得群众起哄，遂请绅士仵子新劝说，无效，县官亲自声称他将以去就力争豁免路捐。吵闹至日落，群众散去。第二次在十二月初旬的一天，这时城乡风声很紧，人心在浮动着，忽然间发现从东北乡传来的鸡毛传帖，帖上说为反对路捐，今年不过年，要大家集合起来攻县城、烧城门，交农器。李知县得此消息，惊慌得每天令人往东北乡一带打探动静。一日，正遇县城集会，李知县亲至南门坡下万和当铺布置城防。城门也时开时封，盘查甚严，赶集群众不敢进城，都集中在迤山庙一带，愈聚愈多。同时流曲镇、王良镇聚集的农民更多。当李知县和绅士们在万和当铺正商议间，差役某和长班刘作来急忙闯进向李知县报告说：“四乡农民铺天盖地都交武器来了，他们背着麦草将烧城门！”知县被吓昏，登时从椅子上溜了下去，众人急救，不多时就断了呼吸。　

　　蒲城农民反抗路捐也曾群起交农，当时县令徐普，伪称免征路捐，哄退群众，事后徐普胆怯，托病告退，未获照准。可见群众斗争的威力已经吓破这这般清朝官吏们的胆了。　

　　由扶风开始扩大到各县的农民群众抗捐运动，诚如留日陕西学生所办夏声杂志评论中说的：“势如寸炬燎原，烈焰齐发”。清政府驻陕大吏一面用残酷手段镇压，一面急急宣布停止捐捐的征收。曹鸿勖扎令西潼铁路总局说：“现在各州县抽收此项路捐，有业已开收者，有尚未开收者，其已经收存之项，应截数解交铁路局核收，俟路工开始照章发给股票反息，其未经抽收者即截至交到之日一律暂行免收，以纾民力”，并着“由局出简明告示，排印多张，用五百里排单发给各州县张贴”，“限三日即行，毋稍延缓”。　

　　1906年间波涛汹涌的陕西农民抗捐运动，和同时期全国各地的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正从根本上摇撼着没落腐朽的清朝统治。那拉氏西奔一事，既使陕西人民亲眼看见了清朝统治者的贪婪庸劣，这一次又亲手用自己的力量，试探出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的清政府临近死亡的实质，彼此以后，各阶层人民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或隐或显地日趋高涨，等到辛亥武昌义旗一举，陕西首先响应，迅速摧毁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机器，其原因就在这里。　

　　二、知识界对路权之争　

　　陕西的清朝官吏以修路为幌子，别有意图，并无修路诚意，他们设路局、定章程、派总办、委员司，时而官办、时而官商合办；初说先修咸宁临潼一段，后又联络河南、甘肃合作，前后历时三、四年，毫无成效。总办樊增祥因他故革职，后继藩司冯汝骙接充总办，巡抚曹(鸿勖)去恩(寿)来，这都是贪庸之辈，不能望其在西安潼关间铺设尺寸铁路的。今天从官报上留存下来的有关资料看，有以下几点倒是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路权之争的：一是路捐被迫停征后，巡抚曹鸿勖辈转欲乞灵于帝国主义，这时便有英商瑞记洋行买办徐树德来陕勾结，立刻引起陕人反对。高等、师范、法政等校学生具禀抗争；二是巡抚曹鸿勖派其亲信郑思贤赴上海招股，仍图吸引外国对铁路投资。此时陕西的绅学界同声反对，并派代表张铣(拜云)赴京联络在京陕西人士共同抵抗，张曾上书邮传部痛陈历年陕西铁路的弊端，同时，留日学生界出版的夏声、关陇杂志都为文抨击。这里摘录有关文件，以见当时知识界路权之争的一班：　

　　(一)陕西巡抚曹鸿勖批高等、师范、法政、陆军、中学各学堂全体学生禀⑧，极力否认勾结洋商出卖路权之事，斥学生“为浮言所误”。他说：“诸生以神州日报与留京学生来函，言英公司要于政府，求修陕西铁路……又言去冬路捐停免以后，陕省铁路似乎因噎废食，故英公司乘而生心，瑞记洋行徐某来陕运动等语；在诸生关心桑梓、力保路权，其用意诚属可嘉，然不察其虚实真伪，遽以道路之言激动全体，本部院又深为诸生惜。”他对瑞记洋行买办徐树德的活动，是这样巧辩的：“来禀又称瑞记徐某至陕运动等语，徐某何人，想即指徐树德而言，查徐树德系瑞记军衣庄经理人，来陕议售军装，因陕军无需购之件，业已辞谢，近又禀商承办省城德律风，亦因不急安设，未允所请，并未议及铁路之事。”这位巡抚“大员”竟然如此无耻狡辩，既说是军衣庄老板，又要承办省城电话，直是欲盖弥彰，但他还赌咒发誓地说：“政府绝无许英公司办陕路之事，徐某亦决无运动铁路乏事，本部院更决无以陕路授外人之理。对于因噎废食一句话也指为“此尤误会之甚者”，并理直气壮的说他“岂以刁民抗捐遽将重要事件因之中止”，但他到底办了些什么呢?舍过派其亲信去上海招揽外人的投资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二)强铣上邮传部书开首说，“官办西潼铁路失败，英比两国皆欲包修，士绅等共同会议，知官力之不足恃，谬被举为代表，晋京会商。……窃思西潼鉄路关系西北全局，在今日置备国防，既为不可缓之要图，而比公司西展有约，又迫以不得不修之势。……开缺抚曹⑨奏派郑思贤招股，则西潼铁路之成立，亦似可计日而待，然近年以来，官办实业，事事失败，蹈于复辙，其何能淑?”接着他详尽地论述了历年官办陕西铁路的种种谬误。兹摘录如下：　

　　“陕西铁路之发源：自比公司承筑京汉铁路，夙有汴洛西展之约，而汴洛合同则在癸丑甲辰之际，此时陕中大吏未闻有拒之之法，而陕甘两省绅士倡议自修，即以日俄战争由于东清铁路。于是乙已夏秋之交，在京在沪之陕甘人士同谋合衷，具呈商部，函告抚臣，为此路发源之始。而陕抚于朝庭锐意改革之际，欲争能办新政之名，倡言官办，划出西潼，奏委樊革藩为总理，而两省合办之议遂寝。夫陕甘铁路关于商业者十之四，关于国离者十之六，自应以国有为宗旨矣；然值兹帑藏支绌诸凡待用之时，断难同力合作。不分国造风造，第以拒绝外人之要求，不致使种种权利随铁路以俱尽，此则陕甘人士之苦心，而不为陕甘官吏所曲谅者也。　

　　西潼铁路之误；所可异者，陕甘路线东衔汴洛，西达兰伊，其官办独立之西潼路，即陕甘路线必经之一部分，非旁支岐出别为一部分也，以路线必经之地欲划出一段，为独立之路，此不可解者一也。其初也：宣诸秦报，只欲修筑咸宁临潼五十里，以为之倡，其继也，知咸临之区区未必邀准，乃始改为西潼，意谓西安至潼关亦可包括西安到临潼，以影射之名目，公然发表，其为五十里之西潼欤？抑为二百九十里之西潼欤?此不可解者二也。今日办事之难，以筹款为第一义，陕抚自云吾有司不能代甘肃借箸者也，然西潼之西，尚有三百里乃至长武出境，此应在陕抚权力之内，其指筹之款，不外亩捐、盐价、土税等事，乃以西潼一路竭泽而渔，而全省财力仍悉注于西潼铁路之内，其西之三百里不复议及，此不可解者三也。办事必先有的款乃有章程，既定章程，乃及用人，此一定次第也。如官办之西潼铁路，本无的款，奚论章程，其心本可行可止，其事则或作或辍，而乃贸贸焉聘洋匠，设局所，派委员；勘路线则未插一寸之标，查用料则欲砍蔽村之树，卒至一年久掷数万金于虚牝，而所谓西潼铁路者影响全无，此不可解者四也。　

　　亩捐激变情形：自来筹款之法，莫过于生之者众而积之也巨，然必预测其余而后取之，则基势顺而易。陕西之民较他省为尤驯，其对官吏也比较他省为尤驯。特是壬戍以还，四十年来，元气未复，兵燹之后，饥疫乘之，丁丑庚戌之旱，癸巳甲午之歉，庚子辛丑之灾，其间相去约略十年，村舍成墟，田庐鞠草，较之嘉道以前丁口大减，而诛求倍增。辛丑和议签定，陕西赔款六十万，悉按粮派诸民间，即在赈务甫停之际，旋奉恩诏减收二成，而加收如故，皆在二十七八两年之间，而其实不逾一年，旋赈旋加旋免。四千年历史无兹政体，环球五十余国无此治法，而大吏贸贸然为之，陕民惴惴焉应之，以至于今日征赋之重已为他省所稀。至于修筑铁路，又欲按亩收捐。民力迤不逮非所问也。昔昭信股票之行，正当歉薄之际，明诏煌煌，不准勒索，而陕西委员四出，锁押敲扑，号呼遍野。去年亩捐之议甫定，各州县接收呈词内有欲将自己田亩听官拨于旁人而田主不取分文但求不完粮者，则闾阎之雕敝可知已。逮颁示既出，遂有扶风百姓交纳农器之举。夫农器非官所给，何有于交?交之云者，不种田、不完粮之代(名)词耳。本为鸟合之愚民，断非鸱张之盗匪，论要挟之势固觉可恶，而困苦之情究属可悯，在贤宰执一言即解，类如蒲城、富平素称强劲之区，亦立时解散，何至以杀人为平定乡愚计乎?乃当时主激主酿诚有如各报所云者，而七州县二十余命换得“亩捐暂停”四字。此本过去之情形，无与目前之事实，第所以为陕人告哀，非敢调关西孑遗竟可告无罪于官吏也。　

　　郑道赴沪招股之非：于是大吏知亩捐之不可复行，铁路之乏术中止，无巳，尚有迁延之一法，则奏派郑道赴沪招股是已。郑道何人?与抚宪有何关系?各报所载是否属实，均不敢知。第就其计划言之，以沪上招股为修铁路故例欤?何以川粤反在陕西委员招股？以沪上为多财欤?南省铁路强半未修，南人舍切近之图，出其财产以供陕西具备路之用，愚者知其无效也。郑道何术以致此数百万之巨款？其必以沪上洋商荟萃，巨款可集，虽抚宪有不收洋股之奏，而迩日洋人运其腕力，利用间接之法以攫取中国利权，其知而故遣之，是明明以陕西铁路间接出售，谅不出此，然则其不知而遣之也?方今招股修路，势仅滥觞，事之不集，已在意料，既可以敷衍塞朝庭之责，且得以实行箝陕人之口，迁延日久，保无升调以自卸仔肩乎？郑道之行也，亦只为此，姑徐徐之计，或不致以间接起交涉，然其有无计划于陕西铁路之关系，则非下愚所敢知也。”　

　　(三)秦陇杂志的评论(作者党松年、笔名播种)略谓：“……据各报揭载西潼鉄路有英公司极力运动政府包办，天津瑞记洋行亦派许某(按即徐树德——编者)至陕运动，闻已订立草约。随接本省来函，谓英公司运动政府包办西潼铁路，二十五年购还，已订草约，电询曹抚画押。……国破家亡，祸自今始。　

　　自京汉通车，汴洛支线行将扣吾之关，伊犁留守复议修新疆铁路，于三十一年秋，陕甘同乡京宫倡议于前，学界鼓吹于后，筹议会办陕甘铁路，翌年春公举李绅联芳为总理，晏绅安澜等为协理，呈山农商部奏准商办，而官于陕者以路归商办无从侵蚀，且虑大绅在籍恐未便其横征暴钦，即耸动曹抚以谋修西潼铁路奏请，主张官商合办，是缩全局为一隅，变商办为合办矣。其奏牍一则日陕绅不喜事亦不任事，再则曰巨已悉心筹划，不久，遂有西潼铁路着陕西藩司督办之命，陕西路政自是纯粹落于陕吏之手，拍卖之种子播于是矣。……权既由官独握，利既由官独攫，则为官办也明矣。……反强捐勒派，按亩加征，……提差所至，鸡犬不安，刑逼之余，囹圄充溢。……庚子大荒以后，陕民十室九空，而五年不加捐，无款不剥民，乡民饮血茹苦，久已积不能平，……是蒲富临渭二华武大扶眉榆葮之哄，早在识者意料之中。且各处人民聚众之目的，惟求停止亩捐，亦人民之正当请愿权，……即科以最野蛮之刑律，应不在剿杀之中，而飞骑四出，到处捕掠，扶风正法九人，枪毙五人，伤十令人，大荔杀五人，华阴杀四人，华州杀二人，渭南杀二人，其幽囚锁系者尚不知凡几。　

　　夫西潼铁路本东接河南，西通甘肃，洛潼如不开工，陕西无从着手。……且西潼线长二百余里，洛潼线长五百余里，函谷道中岗岭起伏，工尤浩大，以办事之手续而论，应俟洛潼已修二分之一，陕再开工，方不至虚耗经费，乃款项毫无把握，汴洛尚未议决，即急急于安置委员栽标勘路，……今则一木丰动，寸路末成，委员之薪水、局用夫马之开支，其耗费亦不知几许多金，……盖不有局昕，私人何托，不有报销，浮冒何来，为自己发财计不得不先从此著手，我陕人一点一滴之膏血任人挥霍，最亲最爱之同胞任人屠戳，至大至巨之利源为人破坏，苟非麻木不仁，无不眦裂发指。”　

　　从以上摘引的文件看，当时知识界人士对筑路权确是进行了一番争执，而农民的反抗，使路捐停征以后，事实上“官办已陷入停顿状态。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省城绅学界崔志道、赵元中、郑尚贞等发启集股改归商办。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假教育总会开路事大会，邀各府厅州县绅学商各界代表到会集议，一时激于爱国护路热情，当场认股者颇多，留日陕西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也曾公布各州县认股名单，耀州学堂还有学生每日减膳认役的倡议。崔志道等请将西潼铁路改归商办，并将认股情形禀知巡抚恩寿，恩寿批示“准由绅商专办”。成立筹办西潼铁路处后，公举前山西补用道阎乃竹(陕西朝邑人)为坐办总干事。阎乃竹利用这个机会恢复了他被革的“顶戴”以外，因循数年一无所成。阎辞职后，又由四川候补知县孙柳继任坐办，还是徒糜岁月，并没有修出尺寸铁路来。夏声杂志转有“余之最近西潼铁路观”一文，评论此小说：“……所谓铁路总协理者果何为乎?……既不能办事，复不欲办事，日惟养尊处优征逐饮食，以断送西潼铁路全局。车声辚辚，某总理托故归里也，牌子丁丁，某协理开场消遣也，……优游迁延，西潼铁路永无告成之期，余所敢断言也。”这篇文章活画出那般官僚腐化分子把持下的所谓商只铁路的真象。　

　　辛亥年，革命大风暴起来了，随着惊天动地的革命狂潮把那些什么官办、商办铁路的乌烟瘴气都一扫而空，为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开辟新的历史篇页的，还是替辛亥革命作前奏的的当年因路捐激起的陕西农民抗捐交农运动。这也正是在今天应该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的。(胡景通，李子健、耿端方、冯经华、孙志亮调查采访，李子健综合整理。)　

　　注：　

　　①一九○六年间，陕西各县农民反抗路捐运动，规模甚大，斗争至烈，而现存文献很少记载，使这一群众斗争史实久隐不彰。本会从一九六○年起，先后多次派员分赴有关各县进行调查，经过在有关人士和农民群众中的广泛访问，搜集了不少的农民交农抗捐斗争资料。本文关于农民群众反抗路捐斗争的记述，即是根据采访得来的资料综合整理的。　

　　②解放前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对于“蒲案”曾有这样的评价，认为它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③署理陕西藩司锡桐批扶风县禀，有张化龙率众抗捐交农“与犯上作乱何异”的话。　

　　④光绪丁未年五月东方杂志第五期载，华阴县被杀农民有名屈时兴者。　

　　⑤据重修华县志稿（未出版）为十一月十六日。　

　　⑥据重修华县志稿，华州知州名褚成昌。　

　　⑦光绪丁未年五月东方杂志第五期载华县农民被杀者名解铁练子。　

　　⑧高等师范学校生学原禀已无从寻查，现存只有巡抚曹鸿勖的批文。　

　　⑨巡抚曹鸿勖此时已经开缺，于其未离去前派亲信赴上海招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