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四年，米脂县西川农民为反抗“烟筒捐”发生过一次群众斗争。我会曾派人到米脂、绥德两县进行过实地调查，召集了当年亲身参加斗争的部分老年农民举行座谈，并对个别熟悉些事的老年人进行了访问。现将座谈、访问记录分列如下。　

　　编 者　

　　一、座谈会记录　

　　参　加　人： 王世杰，驼耳巷人民公社常委第一书记；　

　　韦兆桂，现年七十三岁，鸵耳苍公社韩家石畔农民；　

　　韩仲明，现年七十二岁，驼耳苍公社韩家石畔农民；　

　　张登第，现年七十二岁，驼耳苍镇农民。　

　　地　　　点：驼耳巷人民公社办公室。　

　　时　　　间：1960年4月28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　

　　调查记录人：冯经华、孙志亮。　

　　韩兆桂说：反抗“烟筒捐”的时间，在前清光绪末年；参加的人民，是驼耳巷沟附近的几道沟里的几十个村庄的群众。这些群众，共集合过三次，到米脂县城和绥德州城向官府进行斗争(绥德在前清为直隶州，米脂县归绥德州管辖)。这三次斗争我都参加了。现就记忆所及把这三次斗争经过情况谈谈，如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请其他列会的人加以补充和更正。　

　　我未说三次斗争以前，先行谈谈“烟筒捐”的由来和西川农民反抗的原因。“烟筒捐”就是按照人家的“烟囱子”的数目逐月收捐。米脂家家都有热炕，每炕都有烟筒。这一捐税是米脂县官潘松为办警察和“里民局”的费用派出来的①。我听人说：潘知县原先规定每个烟筒按月收制钞八十文，后改收为三十文，每年收三百六十文，要顶几斗粮食的价钱，而且是经常的、永久的捐款。米脂西川一带地瘠民贫，每垧地一年只收粮食三、四斗，每斗高梁、黑豆只值制钱一百多文，种地一垧按钱计算，全年只收制钱三、四百文，人民负担这种常年捐税的确是负担不起的。可是官厅既不体恤，更不讲理，只要能够多收到钱，就不管人民死活。西川附近一带山上，在“回乱”时期，曾筑过一些寨子，挖了一些窑洞，每一窑洞都有烟筒，这本是许多年前地方人民临时避乱的住处，早就没人管了，连窑生是谁也无人知道。但是官厅对于这些残废烟筒也要收捐，并按烟筒数日，把应出捐款硬行摊派到人民头上。所以就有许多人倡议，要反抗这一捐税，这是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的。　

　　第一次斗争：在光绪末年的一个冬季十月间，周家崄的一次集会上，“里民局”派来几个人征收杂项捐款，他们打算过集后就来驼耳巷沟一带催收“烟筒捐”。适逢李家河的李生荣、韩家石畔的景堂奎等也在赶集。这两人在当地群众中是有声望的。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便在集上把“里民局”的人挡住，说：“西川一带群众已经决定不交‘烟筒捐’，你们不要多跑路了。” “里民局”的人不服气，便和李、景两人争吵了几句，坚持非收不可。李、景两人向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西川群众决定不交，看谁敢来收!”“里民局”的人便生气地回了县城。李生荣等料到“里民局”的人回县报告县官，一定会派来许多衙役“飞签火票”地进行催收。要坚决反抗，必须联合多数群众，并提出正当理由好向官厅正式交涉。他们回村后就传知驼耳巷沟附近一带村庄的群众，集合了一百多人，商议一同进城。群众早就听人说过，“里民局”收支款项很多，帐目从来一塌糊涂，滥收滥支，不实不尽之外，随时随地都可发现，所以就以清算“里民局”的帐目为理由，来实行反抗“烟筒捐”。这时，我正二十岁左右，家里人叫我随上村里几个人一同进城。这次李生荣因有别的紧要事情，没有前往。我们到了县城里，县官潘松叫留下十个人算帐，其余的人暂时回去。我们就推出景堂奎、马象宽(又叫马夏宽)、高鹏飞、马良臣（高和二马都是庙河峁人)、苗庆元(又叫苗庆玉，苗家沟人)、张久林、王怀庆、张玉定(都是驼耳镇人)，还有槐树岔两个人，姓名我记不清了，共十人留在城内算帐，其余的人大部分各回各家，也还有少数人因等候消息没有回去。景堂奎等十人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十个人都留在城里，有的主张少留几个人，后经他们商定，只留下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苗庆元四个人。潘县官把这四个人叫去，说有事商议，但是他们到了衙门里，县官就坐在大堂上把他们当做犯人审问，算帐的事一字不提，高声叱咤着说：“你们是聚众抗捐”，不容分辩，便拖下用刑拷打。先打手掌，后打脚踝骨，打的血肉横飞，打毕，又把他们押进监牢。这时留在城里的少数人，看到这种情形，都愤恨不平，特别是景堂奎和马象宽的儿子们更是咬牙切齿，气愤万分。　

　　第二次斗争：景堂奎的儿子景兆桂、马象宽的儿子马国风等，在城里看见他们的父亲被县官横加拷打，立即回到家里把这种情形传知西川一带的群众，群众无不表示愤慨。遂由李生荣、景兆桂、马国风、陈兆铭等起来领导群众，继续反抗。他们派人传知各村，每家出一个人，背上铺盖，带上棍棒和二升口粮，于旧历腊月初五日清晨在城南豆家圪*（左土右劳）集合，一同去县城营救景堂奎等。我和我们的村里许多人都按时到达豆家圪*（左土右劳），这里早已有很多人在等候，大家集合后，由景兆桂、马国风等领导前进。到了城南官庄，看见城里武营的许多兵勇站在城外桥头，手拿刀枪武器，阻拦我们。这时就有些人扭回头来，不想前去。前边领导人大声对群众说：“你们看，那些穿号褂子的兵勇们，多是城里的二流子，并不是真正的兵勇，那是临时雇来穿上号褂子吓唬我们的，大家莫要害怕。”接着李生荣带着一、二百人赶到前边，领导大家奋勇前进。首先卅头的是景兆桂，手拿一权棍子，迎面过上一个武官，手执一把大刀，照着景兆桂砍来，砍伤了景兆桂的肩膀，张友智上去用棍子打坏了大刀把子，那武官扭头就跑，后边的兵勇们也跟上逃散，许多兵勇把号褂子脱下扔了，他们随即把城门关上了。我们来到城下，看见城上站着黑鸦鸦的许多人，我们前边颔导人怕他们乱掷石头，便对他们喊着说：“我们只打穿号褂子的兵勇，不打别的人，你们要是看热闹的请赶快下城去，觅得误伤了你们。”话刚说完，城上的人便一齐下城去了。我们大家就用大石头砸门，又用人力撼，棍子捣。本来城门在兵勇们关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加杠落锁，所以我们一会儿就把它推开，大家一齐拥进了县城。到了县衙门里开了监门，救出了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苗庆元四个人，仍然抒监门关好。这时县官也着了急，派出钟毓秀、马长胜(都是西川人)等出来调停，我们的领导人叫大家都站在街上，不许乱跑，更不许拿人家一点东西，大家一致遵从，市面秩序照常，没有丝毫扰乱。钟毓秀等调停结果，是县官对我们营救出来的景堂奎等四个人，都准予恢复自由，不再追究。因为达到了我们这次进城的要求，大家便高兴地回来了。　

　　第三次斗争：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等三人出监后，不愿回家，坚持要清算“里民局”的帐目。这时苗庆元因受刑过重，伤势没有好，不能行走，仍住在“班房”②里养伤，所以他没有参加。当时由景、马、高等商定把这一案件上告到榆林道，潘县官也把这件事报告了各上司衙门，榆林道批交绥德州处理。州官张铭坤令潘县官把景堂奎、李生荣、马长胜、陈兆铭四个人送到绥德州。这几个人到了绥德州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州官仍以“聚众抗捐”的罪名，把他们又押进了监狱。这已是第二年(按：即宣统元年)春季的事情。景兆桂为了营救这几个人，又派出许多人分村通知，仍叫每家去一个人，按约定日期到达绥德州城。记得我们去绥德州城是旧历四月中旬，当我们到达时太阳已落，月亮已东升了。这时月光很亮，我住的地方是“九真观”，在衙门前穿心店吃的饭。这次来的人此前两次更多，大约有千数人，而且有许多人都参加过上一次营救景堂奎的斗争，有了一点经验。第二天早晨天刚大明，没费多大功夫就把李生荣等救了出来，一群人拥护着李生荣从衙门里出来，到了穿心店，几个人拿着斧子把他带的脚镣砸开；听人说景堂奎等也都出来了。我们大家出了城，景兆桂便向大家说：“李生荣等都救出来了，可是苗庆元还在米脂县管押着，我们要救人都得救下，不能留一个人叫他受罪。”大家一致表示要去救苗庆元。随即挑选出许多年轻力壮的人，奔赴米脂县城，就在同一天把苗庆元从米脂县衙门也救了出来，背到苗家坪镇暂时住下。我们这一次到绥德州城和米脂县城救出李生荣、苗庆元等，衙门里都没有人出来阻挡，因此，我们很快地并且很安稳地带上他们回来了。过了几天，村里人纷纷传说：“绥德州官禀报了上司，说西川一带百姓造反了，上司要派大兵来剿杀西川一带百姓”。后来又听人说：“上边派来委员调查，委员回去报告说，米脂县官私收捐款，拷打好人，所以激出事来，上级把潘公官革职了，捐款也停收了，对西川百姓也不追究了。”“烟筒捐”就是这样被西川百姓抗倒了。　

　　韩仲明说：反抗“烟筒捐”的斗争，我只参加了两次，是和韩兆桂一同去的。经过情况就是角韩兆桂说的那样。我补充几点：1、我们第二次去米脂县城，捣开城门后，到了衙门里，大堂上有个卜大爷从里边出来说：“西川百姓造反了”。被我们几个人上前抓住，把他打了一顿，众人说：“打的好!打的好!”后来钟毓秀出来调停，对我们安慰一番，不叫大家乱闹，大家就安静了。2、景堂奎被米脂县派人押解到绥德州，是押在班房里的；李生荣到了绥德州是押在监狱里的。我们到了绥德州后，先行打听清楚他们被押的地方，才派人从两处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时间很快也很顺利。3、我们从绥德救出李生荣、景堂奎等了城外，马国风说：“我们救人都要救到底，应该去米脂县把苗庆元也救出来。”大家异口同声的赞成，并县都表示愿意前去。后来经领导人决定，挑选一人群年青人前往，当天就到了米脂县、进了衙门，景兆桂从班房里把苗庆元背上就走，一直背到苗家坪镇。　

　　张登第说：我亲自参加一次斗争，就是第二次去米脂县城。去绥德州是我父亲参加的，我因事没有去。韩兆桂所谈的都是事实，我只补充两点：1、听人说：景堂奎等进城清算“里民局”的帐目被潘县官审问拷打时，苗庆元在堂上骂潘县官是奸臣潘仁美的后代，吃人民的饭，专做危害人民的事，所以被打的特别严重，成为一个残废人了。2、第二次我们进了米脂县城，遇到一个武官，李生荣用棍子把他打了几十棍，打跑了，我们就进了衙门，打开监狱门，救出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等三个人。苗庆元因伤势太重，不能行动，当时没有一同救出。　

　　二、访问记录　

　　甲、刘喜(现年七十九岁，清末在米脂县衙充差役，现住米脂县城内石坡巷，1960年5月访问)口述（冯经华、孙志亮记录)：　

　　前清光绪三十四年间，米脂县知县潘松借兴办地方公务的名义，向全县人民派收“烟筒捐”和“驴头捐”等。所谓“烟筒捐”就是按人民家里每个烟筒征收制钱数十文；“驴头捐”就是按一头牲口征收制钱数十文。这两种捐税是非常普遍、非常残酷的。米脂共分五里，东二里西三里，所有捐款都是按里摊派的。当派收“烟筒捐”时，东二里人民没有出来反抗，咬住牙关把钱交了，潘县官就得意忘形，认为这一捐税可以如数收起，便派“里民局”的人迅即前往西三里，也就是西川一带加紧催收。不想西川人民便在景堂奎、苗鹏飞、马象宽等领导下起来反抗了。景、苗、高、马等都是驼耳巷沟附近村庄的人，都是安分良民，景、苗是农民兼挖煤炭，高、马是读书人兼务农，都不是什么好闹事的人，他们领导群众起来反抗“烟筒捐”，一方面是应了群众的要求，一方面也是官厅把他们逼出来的。　

　　景堂奎等集合了数百人来城请求免捐，潘县官叫他们推举几个代表，其余的人暂时回去。群众就推荐出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苗庆元等同潘县官在县衙门会客室里谈判。说话中间，潘县官好象预先安排好了似的，突然命人击鼓升堂，自己就坐了大堂，把景堂奎等一齐拉来审问，说他们是“聚众抗捐”、“破坏地方公务”，命人传刑侍候，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在堂口，不容分辩，加以严刑拷打，打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时西川的许多群众在旁看到，异常气愤，特别是景堂奎、马象宽等的亲属看到更是怒不可遏，衔恨在心。他们立即回到西川，向各村传信，群情愤激，遂公报李家河的李生荣出来领导，继续抗捐。潘县官得讯后，便差我去传唤李生荣，我去，就住在李生荣家。李和我父亲交情甚厚，我称他为干爸。这时，李生荣已经用鸡毛传贴传知各村，约定日期齐赴县城，先把景堂奎等营救出来，然后再共同抗捐。我看见李生荣家已经有很多人在商量闹事。夜间我正在睡着，听到外边有人要求李扣留我，不让回城，怕我回去报告消息。李对他们说：“我们是好汉，作事光明正大，既不是偷偷摸摸，为什么怕走漏消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为什么要扣留来人?”因此，这些人对我没有为难。我回到县城后，帐房庄师爷、收发卜大爷一见就问：“李生荣来了没有？”我答说：“李让荣就要来，不只是李生荣一个人在眯，还的许多人一齐要来。”这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大约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吧，这一天城里正逢集会，忽然人言嘈杂，说西川有几百人向县城奔来，潘县官着了急，立即派班头李鹏玉、高喜等率领几十个衙役出城阻挡，同时城守营“把总”③高付爷也带领着二、三十个兵勇出城堵截。李鹏玉、高喜等走到豆家圪*（左土右劳），遇见西川来了大批人，声势浩大，扭头就往回跑；高付爷出城不远，也看见西川人事，不敢应战。兵勇们要求赶快关上城门，高怕兵勇们胆怯，壮着胆子向兵勇们说：“他们都是老百姓，既不是反叛，何必关闭城门？”说话中间，西川群众已走的近了，用石头乱掷，把高付爷打的头破血流，兵勇们也不及把城门关好，群众便一拥而进。到了衙门里，便向“捕厅”④索要开监狱的钥匙，没有要到，他们便把监门打开，将景、马、高三人背出来，又到班房里去背苗庆元。当时狱中其他犯人也有要求出来的，西川群众说：“我们的事与你们无干，你们不要动，我们只带走景、马、高三人，谁若乘机逃走，就立即打死谁。”因此，狱中没有人敢逃跑。西川群众仍然把监门关好，才一齐走开。他们对县衙其他地方，也无丝毫骚扰。这时，潘县官躲在大堂后的暖阁里，群众也没去找他。城守营高付爷跑回县衙，见了潘县官，潘见高戴的缨帽也歪了，翎子也折断了，便问道：“总爷伤势怎样?”高答说：“只是头皮被打破了，还不要紧。”这件事发生后，潘县官就禀报了绥德州，州官张铭坤用欺骗手段把李生荣哄到州城管押起来。当州上派人到李生荣家传唤时，对李生荣说：“州宫张大老爷叫我们告诉你，西川的事必须当面商量解决，州上决不为难你，请你即日就去。”可是李生荣一到绥德州，便被钉钉收监了。　

　　西川群众得悉李生荣在绥德州被押后，又集合起来，到绥德州捣毁了监狱，救走了李生荣。张铭坤把潘县官的禀报和劫狱抢走李生荣事件一并转报到省。他和潘县官一样，总想乘机杀一些人，显显他们的威风。张在报省文中说：李生荣是李自成的后代，好乱成性。胡拉乱扯的编造了一套谎言，并派他的亲信姜荣晋省催请派兵，捉拿西川闹事的群众。巡怃恩寿正打算调派军队，适逢曾任米脂知县贾振镛升任榆林知府，预备赴任，到巡抚衙门辞行，恩寿便中谈到这件事情，贾说：“我知道米脂人民还安分，此中恐怕有别的情节，可以查明，再行惩办。”当时恩寿就令贾路过米脂详细调查呈报，因而就暂时停止了派兵。后来贾路过米脂将案情查明后，就把潘县官擅派捐款，滥用刑具，以致激起民变各情节，据实报告了巡抚恩寿，恩寿接到报告，知道此事发生是由知县潘松办事不当所惹起的，随即决定给潘以革职处分，给绥德州知州张铭坤以撤职降级的处分⑤，对李生荣等没有追究。　

　　事后，米脂县有几个惯替官厅吹捧的无耻之徒，将这件事编为一出戏，名叫“桥头会”。这出戏，把群众反抗官吏压迫剥削的斗争，描绘为“犯上作乱”的行动；把李生荣等深受群众爱戴领导斗争的人，描绘成素行不法，作恶多端的暴徒。群众看到这出戏，个个讨厌以至谩骂，但官厅则极力支持并怂恿出演，企图在西川群众脸上抹灰，在他们自己脸上擦粉。由此可见，西川群众反抗“烟筒捐”的斗争对全县人民的影响如何，同时也可见到官厅为了改变群众对于他们的印象，其所费心机是无微不至的。　

　　乙、白壁卿(现年六十九岁，绥德县楼则沟人，光绪三十年曾在绥德州礼房任缮写，现在本村小学教书，1960年5月访问)口述(冯经华、孙志亮记录)：　

　　大约在光绪三十三、四年间，米脂县西川人民群众在李生荣等的领导下，进行反抗“烟筒捐”的斗争。此时米脂知县潘松一方面是惶恐不安，一方面是存心险恶，恕把李生荣等置之死地。他在禀报绥德州的文中诬称李生荣是李自成的后代，说李在闹事时，“头戴红风帽，手拿大砍刀”等；同时又亲到绥德州，向州官张铭坤当面请求加以庇护，外进行活动，行贿四、五百两银子。张铭坤得银后，公开对潘说：“你不要怕，这件事我替你担了。”后来张铭坤仍是以李生荣等“聚众抗捐”、“破坏地方公务”、“劫狱抢走祸首”等理由转报省上，一面为潘县官洗刷，一面加重李生荣等的罪责。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我已记不清了。　

　　注：　

　　①米脂县志(民国三十三年修)卷之八，纪事志兵防事略载称：“县境旧例，四乡各村，视住户多寡，每年酌收……”‘烟筒捐扪’。光绪二十二年知县贾振镛……停止此项征收。至三十四年，潘令松辜省令筹办警察，仍复旧观，派役下乡征收。乡民……不愿交纳，而催征者又皆操之过急，于十一月初五日西川人民聚众来城者二、三百名，声称要清算“里民局”帐目，潘令怒其聚众要挟，责令公推代表……十人留城，余悉解散。旬日后，始传见各代表，竟危坐高堂，挨名笞责，血肉交流，并提监拟罪，民乃大愤。旋于十二月初五日二次来城，人数较前增数倍，……潘台通知城守营闭门严守，把总高映斗额中微伤。无已，禀请上司发兵弹压。……延榆绥道榆林知府谓人民聚众，当视情节若何，不宜骤然示威。先派榆林县知县密查原始事实，次委绥德州州牧提讯各代表……，宣统元年五月省委李炳麟署理县事，警察费妥筹另办，‘烟筒捐’终未复”。　

　　②班房是当时县衙门羁押轻罪犯的地方，有时重要的未决犯亦押在这里。　

　　③把总是清朝武官的名称。　

　　④捕厅，清朝制度，各县没有“吏目”的官员，他掌管县衙监狱里犯人的管押，解收，释放等等事。监狱门的钥匙由他们保管，民间把他称作捕厅。　

　　⑤陕西官报第三十六下期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中说：“恩寿奏，特参庸劣不职各员一折，陕西米脂县知县潘松不恤民隐，强复旧捐……着即革职。绥德直隶州知州张铭坤，才识平庸，难资表率，着以府经、县丞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