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　

　　辛亥前，由于清朝的政治极端腐败，社会阶级的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化，榆林也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社会长期处于落后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尤以榆林地处边疆，长城以南，土地贫瘠，不利农业生产，农村很苦；长城以北，与伊克昭盟连界，汉族边商，经营汉蒙交易而外，租来蒙人土地，转租给汉人，进行剥削。大地主凭借封建官僚势力，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巧取强夺，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促使社会阶级不断分化。剥削阶级中有封建官僚、地主和富裕的边商；被剥削阶级中有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极端贫困和不安。边商对蒙族的贸易比较发达，但皮毛价格操诸帝国主义外商之手，货到天津，如遇落价，每致倾家荡产。这样就迫使他们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加剧剥削。因而小手工业者生活困窘，不少人弃业充当兵勇，农民也陷于啼饥号寒的境地。　

　　民族之间也反映出社会阶级的矛盾。汉族边商在伊盟设置牧场，放牛牧羊，这样就使蒙人在生产和生活上经常感受威胁。蒙王为谋利自肥，放租地给汉人，但放地若多，牧场缩小，牧民就感到生计更加困难，于是不时对蒙王表示不满，聚众反对租放牧地，保卫草原(蒙语把这种组织称作“睹规”)。蒙人为了扩展草原，暗受蒙王挑唆，还要进一步撵赶汉人；而汉人在伊地租种时久，不肯离开，也组织自卫。辛亥榆林反正前后，曾形成了一度的对抗局面。　 

　　清朝统治榆林的官吏，贪污腐败，无恶不作。他们除对广大人民加重压迫和掠夺，各方保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外，对保卫他们统治的士兵，也竟然*(外克内斗)扣粮饷，百般虐待。这样就激起了军民的刻骨仇恨，不断掀起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所以一到一九一一年九月初一西安起义，榆林人民就立即反正响应，在十月初二日推翻了清朝的地方政权。　

　　二、起义前夕的群众、士兵生活动态和对清朝地方官吏的斗争　 

　　起义前夕，清朝驻榆林的主要官员是，文官：道台穆弘(满人)，知府张启藩，知县彭赞皇，典史皮润璞等。武官：镇台贾鸿增，原辖四营，清廷命裁两营改为新军(巡防队)，番号是十五、十六两队，以瑞庭祯(满人)为十五队管带，候应龙为十六队管带；简称十五、六队。文官张启藩是捐班出身，留洋学生(俗呼洋翰林)，贪婪成性，视财如命。到任以来，先加盐税，接着又增加绒毛皮张税。他一面授命官吏放赌抽头，从中搜刮；一面又放纵恶霸流氓聚赌宿娼，吸食鸦片，闹得到处乌烟瘴气。大户购粮囤积居奇，贫穹工农终日劳动不得一饱。据接任穆弘作道台的杨卓林《榆林记事》的序词中说：“余自辛亥夏五月十九日奉恩帅檄之榆林道任，一路辙迹所经，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睹此鹄面鸠形之众，蹙焉心伤!”不管这位官僚的虚情假意，但从他的口中道出这几句话来，也可以想象到劳动人民的生活苦况了。至于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终日花天酒地，当然别有天地。封建官吏也曾进行“兵制改革”，在四营中裁汰老弱，拔取的尽是青壮，收营共宿(给起义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操演时，教官随意打兵。有这样一首歌：“教练官凶狠如虎，打的兵头破血流。三两三拿不到手，偷跑吧家在城里头。”当号兵的脸上时有泪痕，号头恶打罚跪乃是常事，打死也不敢出声。有这样一首词：“穹人要找事，真比登天难。送子学吹号，经常泪不干。”榆林兵勇，原来每月饷银一两八钱，米一斛，豆半斛。改成新军后，月饷三两三钱、米、豆全裁。士兵苦状，即此可见一斑。　

　　封建官吏对劳动人民是百般压迫剥削，但是他们却害怕帝国主义，因而连对洋教和教徒也表现出卑躬屈膝的神色。这里先举小事为例：榆林人张九定(木匠出身)，是个天主教徒，仗洋教的威势，欺压乡里，亲友也不敢得罪他。每去府、县衙门，都是开中门迎接。　 

　　再看大事一椿：靖边八里河发生教案，延、榆，绥三属十九州县共派赔偿银二十余万两。知府张启藩认为洋人惹不得，同时也看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谕令所属各州县在地丁项下每亩附加官银四分。沿边各县蒙古伊地的农民，按贫富分为五等，摊派赔款。这一道命令一出，榆林县首先执行。衙役下乡，作威行凶，锁拿农民。可是群众那管什么教案赔款，那管什么洋人、洋教，南乡农民汇合成群，打回了狗腿；北乡群众也赶回了衙役。知县彭赞皇上府请示，知府同县官赴道署酙酌办法，并建议请兵镇压。道台穆弘看群众不好惹，不敢请兵镇压，当面责斥说：“南北农民聚众是谁逼出事来?必须追究责任，是谁的过错?况且激则生变，谁负责任?”命令停止征收地丁附加和五等摊派捐款。这一件大事，终归农民胜利，而且经过这次斗争，群众认清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无能，斗志更加昂扬，于是反清朝统治的群众运动，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连士兵也掀起了反抗的斗争。　

　　再说军人闹粮。军队增饷裁粮后，士兵名义上新兵每月饷钱由一两八钱增加成三两三钱，而实际上一面加饷，一面却米、豆全裁。同时饷银数目增多，却拖延不发，在欠饷两个月中，兵勇饿着肚皮，难以忍受，就向封建官吏展开了斗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穆弘病殁在任上，知府照例暂代道台职权，于是就产生“政权在握，盗卖食粮”的事。城里士绅、人民一致反对，联名上禀，要求留粮，以备灾荒。府衙欺骗人民，反而挂出这样的牌谕：“本府查仓，见部分米豆霉烂，禀明上峰，批准售脱。至于能食米豆，原封未动。谕尔百姓，切勿自行惊扰。切切此示。”　

　　当时米一斛，售制钱一千一二百文，黑豆价八百至九百文之谱。共出售食粮二千七八百斛(反正后由府衙查明，这些都以霉烂报销)。四月间，饷粮未曾领回，镇台和两队管带向护理道台张启藩协商借粮维持现状，张答复说：“米豆裁撤，不能支借。”几经交涉，终归无效。当时十五、六队什长齐集府衙，声言讲理借粮。张启藩见军人来势凶猛，害怕得不敢露头，就令师爷(秘书)代见，巧言劝解。军人不听，大声喊叫，有的说：“把他拉出来!”有的说：“知府盗卖仓粮，我们打进去！”师爷见这紧张情势，空论不济事，和知府往返商酌几次，结果借给每名一斛米、半斛黑豆。　

　　这时是辛亥年的夏天。榆林士兵部是半工半兵，自改为新军，把他们收入营房，不能兼营手工业赚钱，因而逼起军人向知府借粮。当时群众有这样一首歌：“要钱太守本性张，私吞肥己盗空仓。百姓恳求不让卖，牌示说明售坏粮。饷无看，去借粮，知府推诿不敢当。要借你向上峰借，没奉上命不开仓。卖粮有，借是没，逼起兵勇闹府堂。碧眼民贼着了慌，借得斛半旧食粮。”　 

　　接着又爆发士兵索饷的斗争。七月间，延榆绥总兵照例派员赴西安领饷。百长刘兴汉被派进省领饷。八月间，传来武昌首叉的消息，人心开始浮动。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听闻西安响应反正，人心惶惶，一夕数惊。三天后又传说饷到三原被劫，军队大为惊动，十五、十六两队士兵结队到镇署请愿领饷。镇台贾鸿增和瑞庭祯、侯应龙去道署要求杨道台设法垫饷，以防兵变。杨立即召府、县商议应付办法，并令知府先垫五千两饷银，但张启藩坚不应允。这时谣言四起，满城风雨，官方怕生变乱，在城门添设岗哨，严密检查出入行人。街道按三十家铺户设一牌灯，更梆打到天明。兵勇们因得不到饷银，越发痛恨知府，因而散布流言，有的说先杀知府；有的说要抢粮，抢富户。城西南沙河路上卖米的贩户被抢，城东七里沙枪杀了行人。在社会秩序极度纷乱之下，知府张启藩深恐大祸临身，竟于二十二日挂冠逃走。府房班报告杨卓林，杨命知县彭赞皇暂兼府职，并密令彭软禁府衙师爷阮元丰、宋景，清查库存，共清出白银七千八百四十五两三钱，呈报道署，奉令暂存县衙。这时，十五、六两队士兵闹饷风声越来越大，镇台贾鸿增企图缓和事态，要求杨卓林点名，按人发饷。杨答应次日(二十八日)亲身点名。(瑞、侯两管带回来，四出找人，冒名顶替，图谋自肥)杨届期升堂点名，这时瑞庭祯忽然急声大呼说：“这是军人借索饷之名，滋生事端。”杨为缓和人心说道：“军人何尝借事生端?他们各有身家，又值天寒，一听饷银被劫，大失所望。绝非闹饷滋事。”点名毕，命彭赞皇拨银五千六百两交给瑞庭祯，并嘱饷到即发，不得停滞。这一天晚上，瑞庭祯唤张长生到他的卧房说：“我命你往北京走一趟。”张问做什么。瑞说：“送银两。”张回答说：“小的不敢。近来各省变乱，不但损失银两，小的们的性命也难保。”坚辞不干。　

　　榆林起义军本来正在密谋举动，响应西安反正，往北京送银两的消息传出后，更激起群众和士兵的愤怒。会党首脑杨昆山(名厚德)、王忠等随即集会策划，加紧活动，决计早日举义，先发制敌。　

　　三、光复榆林，安抚邻县　 

　　穆弘道台死，继任杨卓林于辛亥年六月初六日到榆接篆视事。为巩固清朝地方反动政权，堵防群众、士兵反抗，巡查城防时，见东城沙与城齐，首先倡议挖沙，和镇台贾鸿增协商，由镇标拨兵勇四百名，在初十日开工。杨又召集文武官员开会，决定绥靖地方方案如下：(1)要求贾鸿增、瑞庭祯、侯应龙注意士兵动向；(2)严密察查两队新兵对国家的向背情况；(3)彻底清除会党在军队中的不良分子。治安方面，也作出具体的规定：(1)禁止赌博，取消烟馆；(2)严查地痞土棍；(3)勤查娼户窝藏匪类；(4)清查户口；(5)建立店簿，详查来往行人；(6)细查古庙和人迹不到之处。杨卓林虽然安排了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榆林的文武官员看见革命风暴已临，没有一人敢于执行。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夕，榆林的农民、士兵已不断地对清朝的地方政权进行坚强的反抗和斗争，人民的革命情绪逐日高涨。同时会党的组织，曾发生了不小的作用。辛亥年二月间，宁夏哥老会派来罗暲(字希圣，绰号罗大辫子)、夏威二人到榆林整建哥老会的组织，结识了当地人邱敬业(和尚)、韩祺(神木人)、高汉臣(商人)、王润卿、李滋源(山东人)、崔益田(银匠)，接见了旧有哥弟王忠、杨昆山、王新林、林瀛洲等(以上各人属巡防队)。从县衙发展了谢发、张承五、郭连城、纪发(现年八十多岁，还健在)等，在社会群众中收罗了李天顺、李顺娃、谢长年、贺荣贵、武绩臣、许华等，接见了哥弟陈奎元(洪运)、徐起世(绍唐)、徐华堂等，也拜访了陶小幡。　

　　哥老会首领杨昆山、王忠，得到瑞庭祯密谋派人向北京送银两的消息后，即于九月三十日晚在水圪坨上巷张承五家召开紧急会议。杨昆山、陈奎元、高汉臣、王新林、徐绍唐、林瀛洲、徐华堂、白玉书等二十余人，一致认为事迫眉睫，不能延缓，决定十月初二日晚起义。把十五、十六两队分为四分队：一分队由王忠率领，二分队由高汉臣率领，三分队由陈奎元率领，四分队由王新林率领。嘱托大家散会后严守机密，不能对外声张；上瞒父母，下瞒妻子，关系大家身家性命等话。但因事机不密，初一早上，满城都知初二起事。有道署吹手马达存开了杨昆山、王忠等四十余人的名单，亲送杨卓林请杀为首人等，以一警百，防患未然。　

　　初一日午前，杨卓林召集紧急会议，在榆文武官员齐到。杨卓林报告哥老会勾结军队，实行叛变，把开会的地点、名单提出，并把马达存的建议补叙一遍。贾鸿增发言说：“没有罪证，随便杀人，我不敢当。”瑞庭祯说：“我住榆二十余年，十五、六队的兵勇都是本地人，有家有口，绝对不出乱子，有我保证。”杨又问侯应龙说：“你是新军总教练，你以为如何?”答：“暂时可告无事。”杨叹口气说：“我是文官，素无军事常识。绥靖地方全仗军门与二位管带。”又问彭、皮有何意见。答：“没有。”就此散会。　 

　　初二日上灯后，全无动静。约十一时许，一声枪响，十五队官兵齐集，分为两队。瑞庭祯急下营房弹压，问：“做什么?”答：“出发。”瑞说：“不准。”王忠命令士兵把瑞庭祯绑起来。高汉臣率队直扑镇署，但见明灯腊烛，如同白日，戈什(卫士的满名)手执刀矛，高令向天空开枪，镇台的护卫戈什奔逃四散，只丢贾鸿增一人，押送县衙。王新林保护县衙，夺取前西门，在南门增设了重兵。陈奎元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小队，自己直取典史衙门。见皮润璞在房上，问谁敢上去把老汉掺下来，牛四应声愿往，正打算搭手扶皮，迎面砍来一刀，牛即还一刀，将皮砍倒，跌在地下毙命。张承五带一小队搜索到万佛楼巷，正遇姬绍理，一手提灯，一手握刀，迎面而来，被士兵一刀砍伤。白玉书、徐华堂率李桂林等二十人，直到大库，见无一人，取出毛瑟快枪二百枝，来复枪八百余支，五子炮一百二十干，五节雷六十余门，九节雷十余门，铜炮两门，土枪不计其数，战斗员每人左膀缠红号带，战斗口号“一战功成。”　

　　战斗过后，各队齐集十五队队部，公议推举首领和各部门负责人员。经议定军衔是“秦陇复汉军洪汉军榆林分统”，由杨昆山担任分统。陶小幡、武绩臣掌文案，许华掌财政。分统部设于左营。两队改编为三营，每营兵额五百人。以王忠、高汉臣为第一营管带，陈奎元、徐绍唐为第二营管带，王新林、张承五为三营管带，林瀛洲为卫队长，曾怀三为嵇查，毛占彪、白玉书等十余人分任队长。行政方面，彭赞皇被委为榆林县县官。部署既定，次日揭示布告安民。当天每户门前插杆白旗，上写秦陇复汉军洪汉军，中间写一大西字。并传唤各商号开门，货价照旧。市面安堵如常。榆林从此光复。　

　　现将安民布告摘要钞录于下：　

　　榆林巡防队乃当地之子弟兵也。目睹满清暴政虐民，内而压榨百姓，外而割地赔款，瓜分惨祸迫于眉睫。我军起义挽救危亡。加上皇室之挥霍浪费，官吏之层层剥削，饥馑遍地，民不聊生。满人厨中酒肉臭，汉人求一饱而不可得，逼我同胞挺身走险。爰举义旗，共驱鞑虏，本分统响应秦陇复汉军张大都督之传檄，复蒙榆林军民之拥戴，继武昌西安之后，倡议反正，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建立革命民主之国家。所以不动声色，敌酋俯首。至于清之官吏，贤者任职，不肖者分别议处。如有响应本军，或系弃暗投明者，不论罪之大小，一律免究，适当安置。论我军民人等，各安生理，切勿惊扰。倘有下法之徒，不论在城在乡，乘机为乱者，一经查出，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姑宽。乡村中如有三五成群，讹诈、抢劫、奸淫情事者，立即扭送本部，或前来报密，酌情重偿，除保密而外，严守信约。特此布告。　

　　分统　杨昆山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初三日　

　　辛亥榆林起义，主要赖巡防队十五、十六两队的武装力量。地方的哥老会的哥弟，不少人参加军队，平日进行宣传联络，已将实力掌握，因而反正号令一发，就能里应外合，一致行动。加之，清朝地方官吏，贪污腐化，对人民和兵士百般压榨剥削，人人恨之入骨，推翻清朝统治，成为军民迫切的要求。而官吏们同床异梦，彼此勾心斗角，并不明白革命力量的实情。所以义旗一举，清朝封建地方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起义军摧枯拉朽地打碎了。　

　　秦陇复汉军洪汉军分统杨昆山，四川人，是哥老会的一个龙头大爷。清光绪年间随龙镇台来榆林，先当亲兵，后当什长，每天管巡查街道的事。在榆林年深日久，吸收不少人为哥老会成员，尤其在巡防队中建立了强固的基础。十月初二日事发，清朝地方官吏，完全失却支持力量，成了“孤家寡人”，连领兵的武官头子镇台贾鸿增都毫无抵抗地被缚绑了。以下的文武官吏除一死一伤外，其余都被活捉。地方秩序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纷乱。　

　　光复榆林后的第三天，分统传檄榆属各县，怀远(横山)、葭州、(葭县)、神木、府谷等县都一致拥戴榆林义举，就是吴堡、绥德、清涧没有消息。不久分统部派王忠、曾怀三安抚神木，派陈奎元、陈天才安抚府谷，派张承五安抚怀远，派赵雄伟、李桂林安抚葭州。为了充裕财源，除从府衙挖出张启藩私藏白银一万四千三百余两外，并由安抚人员提取沿黄河各口厘税。对榆林城乡治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社会秩序渐趋安定。　

　　四、平息变乱，巩固政权　

　　十一月初，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凤翙委杨昆山为复汉军榆林一带地方步兵统带。派井勿幕为陕西北路招讨安抚使，田畴臣为付使，即北上榆林。可是接着又传来清廷军机大臣袁世凯派军攻克潼关，二华失守的消息，于是谣言四起，说甘肃总督升允、将军长庚率军从中卫来攻榆林，人心惶惶，榆林治安可虐。杨昆山就急调王忠、陈奎元等返榆。王、陈和张承五、徐华堂等转来时，榆林军民守城已有五日。不几日，据报陈天才、曹福梁被府谷群众打死，曾怀三被神木人打死，士兵都零散逃回。雷升，原被派往波罗堡(属横山)，这时也被群众赶走。邻县群众这样对待榆林派往人员，主要有下述两种原因：(1)被派往外县的哥老会成员，处事操切，排斥地方哥弟。他们认为杨昆山背信弃义，想独霸政权，因而纠合群众赶走派往的人员。如王忠受高家堡袁树安挑拨，误中反间计，杀了会党成员高老三(任高家堡都司），结果王被袁赶走，袁却当了都司，即其一例。(2)被派往的人，贪污腐化，向群众进行勒索，以致激起民愤，遭受驱逐，雷升之在波罗可为例证。　 

　　这时，西安革命军出师东进潼关，西路也将甘军击溃，固守乾州、岐山、凤翔等县。但由于榆林外县的紧张情势和起义军内部的尖锐矛盾，那一批未被严厉处理的清廷地方封建余孽，就勾结失意军官、地主、高利贷主和哥老会的败类，散放流言，说西安被围，甘军会合定边吴参将领清军来攻榆林，又说哥老会内部不和，必定分裂，以致引起榆林人民的极度惶恐。统带部为此召开各营联席会议，研商对策，决定一面筹足军饷，一面清查乱源，惩办为首人等。但杨昆山不够果决，未肯执行。延至十一月十九日，风声益紧。这一天晚上十时后，忽然从瓦窑沟巷涌出群众直冲第一营部，砍死王忠(哥老会叛徒朱士奇砍的，他曾在县衙捕班当差)。大寺、龙泉寺和城内都有群众聚集。统带部分派武力镇压，捉拿群众八十余人，另外死伤四十余人。起义军方面，除王忠被砍死，仅伤二三人。群众四散，各顾逃生。倡乱头目侯应龙、张亭斋躲藏街巷人家，其他逃往外县。一场混乱，遂告平息。　

　　这次变乱，即所谓“复夺榆阳”，也叫“复辟”，是由一些封建余孽如侯应龙(前任十六队管带)、张洪运(原任千总)、康敬亭(原巡防队队长)、吕协和(原镇署戈什长)、尚周臣(清城守营经职)等勾结失意军官王伯英、地主解鸿钧、高利贷主张享斋和哥老会败类，利用赌徒、烟鬼捏造谣言，欺骗群众，并挨门逐户，打门叫人，威胁群众上街。他们想制造变乱，企图恢复清朝封建旧统治。群众听信流言，被迫聚合，并不了解底细。群众中亦可能有人对新政权有某些不满，及至一明事态真象，因而就不肯随声附和了。　 

　　腊月间，乌审旗蒙古人以清朝政权被推翻，派代表到榆，要求收回同治年间因教案赔款收归公有的百顷土地(在榆林城北五道河)。汉族农民耕种这块土地多年，坚不交还。双方争执，即将动武。经边商多次调解，仍由榆林方面收租，和平了结。但乌审旗“睹规”不服，封锁沿边通商路口，榆林边商被困，不得不出卖坐马度日。同时蒙民日用品得不到边商供应，连烟茶都无来路。如此数月，形成僵局。一九一二年二月，榆林三十六家边商上禀杨昆山，急愿和乌审通商。杨就派边商代表赴乌审旗营盘晋见蒙王，然后会同“睹规”，三方举行联席会议，因商谈条件不合，未能达成协议。乌审下排畔威逼汉族农民往南退二十里，否则就要武力驱逐。汉人恐惧万分，一面报告统带部，一面自组连庄会，协力自卫。蒙人方面，因通南中断，日用品诸感困难，也群起反对“睹规”的无理行为。蒙王于是急召什尼喇嘛(乌审领导蒙民革命的人)到王府，重开和谈，决定一切照旧。承认杨统带为榆林合法驻军武官，行政仍由道台出面。另发边商护照，便利通行。协议达成，双方签字，汉蒙纠纷，至此乃告解决。　　

　　五、“裴杨交恶”与杨卓林的手法　

　　一九一一年腊月间，省委陕西北路招讨安抚使田畴臣来到榆林。次年二月间，又委神木人裴尼臣(廷藩)为河套安抚使，代替了田畴臣的职务，结束了招讨安抚使的行辕，行文照会乌审，竟被拒绝。裴尼臣新官上任，急于攫取政权，首先接收税收，着彭赞皇交出财权。彭提出辞呈，一面向杨昆山请示，昆山不许。经杨卓林调停，勉强许可。从此裴、杨交恶，明争暗斗不已。裴东去安抚神木、府谷时，暗嘱唐焕臣倒杨。　

　　唐焕臣、强贵邦勾结杨昆山部下贺荣贵，倒杨事露，贺荣贵自杀，唐、强二人被杨捉拿，押入县监，待裴发落。　 

　　裴尼臣在神木、府谷和榆林等处唆使高普煦等，代表人民控告杨昆山“不服安抚，纵兵殃民。”又派员分赴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各县勾结地方人士控诉杨的不法行为。杨昆山听人说裴尼臣嗾使各县控告自己，又接省方屡次来信调自己晋省，对裴非常痛恨，他为这事特地向杨卓林请教。实则杨卓林这个封建老官僚为人阴险，居心叵测，一贯用他的阴诈圆滑手法，蒙蔽了一般人的耳目。杨昆山错误地认为他是汉族同胞，是一个廉吏。实质上，这个天津佬是一个十足的清朝奴才。他不但阴谋挑拨起义军内閧，助裴尼臣倒杨昆山，而且他还要为清廷尽忠，企图把新政权闹个乱七八糟，实行复辟。他的手法是非常毒辣的。他把起义叫“叛乱”，把杨昆山叫会匪，想尽方法置杨于死地。请看他在他的《榆林记事》中一段话，就可以洞烛其奸。他说：“自审力量薄弱，不能置其(指杨昆山)死命。”又说：“天夺其魄，假张凤翙之手，除杨昆山之恶。”这个封建余孽不感起义军对他的优厚对待，在他的反正后七年的记事中居然仍称恩寿为“恩帅”，可见其不忘“皇清”之一斑了。　

　　再说，杨昆山当日向他问计，杨卓林问杨昆山：“愿意去省吗?”答：“不愿。”杨卓林说：“既是这样，我就请尼臣保你。”杨昆山甚喜，向杨卓林致谢而去。究竟杨请裴尼臣怎样保杨昆山呢?且看杨给裴信中的说法：“除暴安良善策也，第非其时耳。凡事相时而动；况除此巨奸，苟非其时，徒自取祸，并为地方贻害，若及早保留，可免。”杨、裴同谋倒杨昆山，这封信即是明证。　 

　　月余后，省军政府以共和告成，决定裁兵节饷，再调杨昆山进省。杨决计听命南下，函裴尼臣返榆主持军政，并要求处置唐、强两人。裴接信喜出望外，随带骑、步兵百余直奔榆林，并先遣随员密见杨卓林探听虚实，求计于杨，以定行止。杨以昆山奉命决计晋省，倒杨形势已成，嘱裴简从来榆；因为昆山在榆兵多势重，裴如常兵前来，不但力量不敌昆山，反而会引起他的疑窦，对裴实有不利。正如杨给裴的信中所说：“土枪刀矛，岂敌快枪利器哉!”裴到榆后，即将唐、强两人枪决，杨昆山即带扈从南下。行至宜君，被定边人郑庠诱杀。四月十七日早晨，消息传来，裴尼臣宿愿已偿，喜从心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对榆林起义人员，特别是杨昆山的亲信，悍然采用毒辣手段，进行迫害。陶小幡、武绩臣、许华等人，被毒打得血肉横飞，继之枷号游街，用站笼囚起示众。王占彪逃往山西介休，徐绍唐、徐华堂逃往汾阳，张承五逃往临县。同时，控告杨昆山出力的人员如高普煦却被委为定边知县，阎廷杰为米脂知县。甚至当封建余孽杨卓林离榆回天津原籍时，也竟然假群众名义，给他赠送“万家生佛”、“军民爱戴”这样的匾额。　 

　　(政协榆林县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