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西安”，20多岁因为看了一部外国影片，从此就开始了他玩泥巴的一生。哪怕是生活窘迫到连包烟都抽不起，也从来没让他扔掉过心爱的“泥人儿”。关中老汉掏耳朵、碎娃媳妇儿闲传，在他看来，也许，这些就是他全部的梦想。 
　　今年57岁的仇一凡，自诩为土生土长的“老西安”。记者如约来到含光门附近某居民小区，门一打开，光头、脸上挂着胡茬，神采熠熠的面容，洪钟般的男中音，这样的“造型”，瞬间打消了和他头次见面的陌生感。 
　　而当记者看到家中不大的客厅中摆满的泥人儿时，吸引力瞬间从主人的身上转移开了。蹲在石凳上正在打“大哥大”的老汉，一只手里还提着旱烟袋子，对襟扣子的棉袄敞开着怀，歪着头张开嘴露出两颗大门牙，仿佛在对旁人“显摆”着：“瞧瞧，咱家日子过好了，大哥大都用上了。”其他的泥人儿们，翘着二郎腿抓着树棍棍挠痒痒的老汉、踮着脚丫趴在爷爷耳朵上说悄悄话的小丫头、端着老碗大口吃面的老汉……十几个形态各异的泥人儿摆放一起，仿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村庄，而关中人的喜、怒、哀、乐，就在仇一凡的手中，被他用泥巴永远地定格了。 
　　家里阳台很敞亮，已经被仇一凡改造成了工作室，放着水盆、堆着专门捏泥塑的红胶泥，镊子、小刀，就构成了他创作的根据地。仇一凡热情而健谈，他说自己基本从未专门学过美术，捏泥塑这么多年，基本靠自己琢磨。 
　　1973年，仇一凡结束了中学生涯，来到长安县大兆乡庞留村插队。轰轰烈烈的农村生活，却萌生了他对艺术热爱的种子。 
　　1974年的农忙季节，瓢泼大雨下了半个月。没有农活做了，抽空回到市区找乐儿。偶然的机会，看了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影片里人们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游击队英雄建造了一尊纪念铜像，就成了仇一凡追逐泥塑的开端。因为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就请求当时在美院进修的同学，带他去旁听；骑几个小时自行车去兵马俑，一看就是一下午。到如今，他除了在家捏泥塑，其余时间基本都穿梭在农村乡下，赶着民间婚礼、看着社火。“我离不开泥巴，可泥巴的生命离不开农村啊。”仇一凡说，从2005年开始专心做关中泥塑后，他的每双鞋子基本都沾满了泥巴。 
　　所以，当那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前卫、学院派气息浓厚的雕塑作品，从电影、电视、杂志、海报中活脱脱地走到现实生活中时，在庞留村、在大兆乡、在长安县，人们都记住了艺术青年仇一凡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初，回城后不久的仇一凡从西安煤矿机械厂辞了职，搞过艺术装修，做过合金门窗，还做过旅游纪念品生意。而生活并未因仇一凡特别热爱它而善待他，一度窘困时，他连一包烟都抽不起，而从未间断过的，仍然是他手里的泥巴。 
　　如今，在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内，珍藏着仇一凡的代表作“关中十大怪”，10尊泥塑，20多个形态迥异的人物形象，将陕西地方生活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在此收藏的民俗泥塑作品《吼老腔》，在西安文博会展出时备受赞誉。有游客赞叹，黄土高原上随便抓一把黄土，竟然能够创造出如此神奇的艺术品来。 
　　去年11月份，一位美国商人偶然机会看到他的作品，赶到西安各方打听找到他，做了一套关中民俗的作品，得到了美国领事馆副领事的赞叹。前年，陕西省工信厅授予他“陕西省三级美术工艺大师”的称号。 
　　而在东门外的“老孙家泡馍”的三楼，摆放着仇一凡目前最大的一套作品。有100个形态各异的人物、9栋造型迥异的房子、一个排房，命名为《坊上风情》，再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安回坊街道的繁华。其中包含了中国画的写意，更着重趣味和故事性，体现了回坊人棱角粗犷、性格豪放、实诚憨厚的性格和在回坊这片生活乐土上生活着的一代人的民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