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在我国历史学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司马迁的鸿篇巨制——《史记》，是西汉史学的最高成就。

　　司马迁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38岁时任太史令，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经过几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他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实践其父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不久，因李陵军败降匈奴之事而得罪汉武帝，遭受牢狱之灾，并受“腐刑”。49岁时遇大赦出狱，为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呕心沥血，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汉都长安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政治作为）、三十世家（记述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以及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等130篇，526515字，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发展。司马迁在《史记》的编纂中，非常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其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誉。

　　《史记》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史学地史学地位。它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首创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并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个为经济史立传：《平准书》《货殖列传》；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第一个为卑微者立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第一个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这种撰史方法，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和采用。

　　《史记》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做法，正因为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信史闻名于世。

　　《史记》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反天命，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史传文学名著。其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如同一个出色的画家和雕塑家，用传神的画笔，为世人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以锋利的刻刀，为世人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从《史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王侯将相励精图治的勃勃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捭阖纵横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轻生重义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富商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世人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学著作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首屈一指。

　　  (来源：《那时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