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神秘人物

　　1940年立春后的一段时间内，每当黄昏时分，在延河边熙熙攘攘散步的人群中，人们常能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说话声音洪亮，步履坚实有力，给人一种精力充沛、昂扬向上的感觉。如果不是由八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李初黎陪着，光从外表上看，人们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就是野坂参三。野坂参三（1892～1993），又名冈野进、野坂铁。1919年，野坂参三远赴英国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经验，次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任日本劳动总同盟组织书记。同年7月参与创建日本共产党。1931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同年赴莫斯科，任日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年初，野坂参三迫切希望回到日本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他随同在莫斯科疗伤的周恩来等人一道回中国，再寻时机返回日本。

　　1940年3月，野坂参三随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秘密回到延安。到延安后，野坂参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野坂参三换上八路军制服，并取了个中国名——林哲。自此，中共方面除少数领导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外，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来历不明的重要人物。他住在王家坪，这里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他被安顿在一个比毛泽东住的那个窑洞还要宽敞得多的窑洞里，这就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在延安安顿下来不久，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野坂参三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他欣然从命。从此，野坂参三便以一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的身份活跃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了他将近六年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延安生活。

　　1942年7月，周恩来和野坂参三（左一）在延安

　　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作战部队就对抓获的日军俘虏感到棘手。日军俘虏多数很顽固，即便在当了俘虏之后，仍坚持敌对立场，桀骜不驯。刘伯承当时不无感慨的说：“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教育好，感化过来，那么他们就回去替我们宣传，有句古话叫做‘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种宣传是我们力所不及的。”随着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如何发挥日本共产党在教化俘虏方面的优势成了野坂参三和中共高层考虑的问题，“周恩来建议我（野坂参三）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用于教育改造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本士兵。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校长，并以林哲的名字正式对外公开其校长身份。毛泽东亲笔为该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学校位于宝塔山下，“延河往北转弯的南岸就是宝塔山。在接近山顶的地方，建有两百多平方米的日本工农学校教室和与它并列的食堂。学员们的住处在教室稍上处的山腰挖出的窑洞里。”共有十六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全体工作人员仅二十来人。“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上课没有桌凳，会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块小木板，一个马扎。上课时，坐在马扎上，把木板放在两条大腿上，大家称之为‘活动课桌’。上课没有教室，夏天热了，就到外面的阴凉地里；冬天冷了，就跑到外面的太阳地里；刮风下雨时就搬到大一点的窑洞里，大家称之为‘气候课堂’。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心情是愉悦的。”

　　对于学员的课程安排，野坂参三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十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入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二十五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相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参加集体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初进校时，尽管学校多方体贴、关怀，但大部分学员还是“坐立不安，自暴自弃，十个有九个企图逃跑或打算跳岩自杀。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脸，随地大小便，表现消极的抵抗。”而且，他们还误以为学校对他们的教育是赤化，是利用他们反对日本，一到上课时间，就找各种借口逃避。即使勉强坐在课堂，也不愿意听讲，他们还下定了决心，不管教员说些什么，也绝对不放弃自己的思想。学员们的这种顽固性给学校的教育争取工作增加了难度。

　　对此，野坂参三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们没有气馁，中共也没有气馁，中共和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工农学校的态度是以真情换真心，在饮食、住宿、心理抚慰等方面尽其所能帮助日军俘虏。在饮食方面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在这里受到了较高的待遇。当时八路军每月都有津贴：战士一元五角，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团长四元，师长五元。毛泽东和朱德的津贴便是五元，工农学校学员的津贴是每月三元。他们每到礼拜天就会到街上逛逛，有的人还会喝上一杯当地产的高粱酒。当时的物价是：猪肉一斤五角，鸡一只五角，香烟一盒一角，肉丝面一大碗一角三分。而在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则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另外，在居住方面，学校也是尽其所能。

　　在教学方面，尽管校长野坂参三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每天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员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野坂参三思考几秒钟后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 学员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野坂参三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野坂参三无数次在这样的对话场景下，对于学员提出的任何问题，尽其所能地答疑解惑，疏通学员的思想困惑。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正在接受学习的三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

　　学员酒井是个相当顽固不化的人，到延安时已四十二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的皇城。就是这样一个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的日本天皇的“忠实”信徒，经过野坂参三和学校教员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近一年的学习，终于有一天上午，学员们举行座谈会时，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连酒井这样的人都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这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日本士兵，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考问题。1941年10月26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1942 年6 月，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野坂参三又选拔反战同盟中先进分子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其《章程》称这个同盟“是共产党的预备组织”，“通过共产主义教育与锻炼……培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6月25 日，在由野坂参三主持的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代表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同盟组织虽然不大，但将来必有惊人之发展。同志们必须利用今日有利之环境，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准备将来在日本具体运用，并且建立日本劳苦人民的武装……建立日本人民政权……希望同志们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会议还通过了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致敬信。毛泽东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回信说：

　　林哲同志：

　　　　今天看到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愿完全是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具有异常深远的国际影响，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国际同盟战线上对日军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参加中共七大的唯一外国兄弟党代表

　　1945年4月23 日至6月21 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有着深远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野坂参三对有幸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次盛会十分重视，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亲自动手写好了发言稿，定稿后觉得还不太放心，又将发言稿交给毛泽东，请他予以修改。毛泽东对野坂参三的发言稿相当重视，逐字逐句地审读、修改。野坂参三对此十分敬佩，并将这种敬佩融入到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对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共在二十四年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体现着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方针，不仅指导着中国的解放，而且成为了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宝贵的指南针。”在七大上发言后，野坂参三又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兴奋地说：“日本军部与毛泽东显然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他们也不得不称毛泽东为‘百万人中难以找到的杰出组织家’。我对毛泽东的印象则是‘杰出的理论家、组织家和天才的战略家’。”他还称赞毛泽东道：“追世瑰奇异境生，更攫欧亚造新声。”这是一位国际友人在延安的亲身感受，更是一个兄弟党领导人发自肺腑的真诚感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令日伪投降命令之际，野坂参三也以个人及所领导的解放联盟组织的名义向侵华日军发出通牒，奉劝其认清时局，携带武器，率领全体部队（包括伪军）向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尽管已经在延安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但作为一个日本的爱国者，野坂参三对自己的祖国始终充满了深深的热爱。现在日本的侵略战争已经结束，他觉得，应该是他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了。于是，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对于野坂参三的这个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诚挚的理解。194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八路军大礼堂为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送行大会。为了表达最真挚的友谊，在野坂参三他们离开前，毛泽东又专程为野坂参三举行了欢送宴会，两人就两国的前途和中日关系一直谈到深夜。

　　 9月9日，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久别的游子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