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业务培训班讲稿

张世民

    续修地方志书的特色表述问题，是续修志工作中必然要遇到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只有地方志书的特色明晰，表达到位，才能确保地方志的个性和特色，避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刻板和教条。为此，历来学界对志书特色表述问题的探讨，都是非常踊跃的。诸如篇目上的升格降格问题，内容上的详述略写问题，乃至根据不同地域、行业遴选记述方式问题，等等。但是，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大多是立足于编务层次进行的，而本质意义上的实务判断和特色界定，则常常是在编务之外进行的。有些地方的修志工作者，由于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的差异，尤其受制于主编人选的个人修养，在宏观把握、资料取舍和操作处理等方面，对地方特色的确认都会有所差异。笔者拟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予以探讨，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批评。

一、 如何从概念上认识续修志的基本特色？

    如何从概念上认识续修志书的基本特色？这就牵扯到一组哲学命题。诸如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以及不同客体、不同主体的具体差异等等。笔者不想把这个问题搞成玄学话语，也不想在此多费笔墨。但就续修地方志书而言，在各地各行业基本特色的界定方面，应该有不同于首轮修志的认识。尤其是从宏观方面来说，政治领域的思维模式从冷战进入对话，从神秘转趋透明；经济领域的运行模式从计划走向市场，从控制管理走向开放服务；文化领域的传播方式从政策图解走向各抒己见；社会领域的服务模式从政府包揽走向社会运作等等，所有这些转换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为此，在地方志编纂领域，我们必须强调从党政管理向行业分类视角的转移，针对不同的地方和行业，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来定夺。在很大程度上，首轮地方志书是从党政管理角度处理分类问题，二轮续修志不仅不能继续延伸这个方向，而且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在部类编排上，首轮修志将经济版块置于政治、文化、社会等几大版块之前，理论根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当时对于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认识，仍然没有达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程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要体现有中国特色的方志文献的致用价值，就必须把国计民生放在第一位，重视资源状况和产业发展，重视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志书的基本特色。笔者认为，要搞好续修地方志工作，就必须做好四种特色的科学表述：一是地域特色，二是历史特色，三是行业特色，四是时代特色。先作一初步的说明：

（一）、地方特色是一个长线问题。主要是基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天然形成的大的自然风貌。从宏观、中观角度看，一个地方大的或较大的环境异同，是能够有所观察、有所把握的。而从微观角度看，所有地方都具有地貌、地质和气候等方面的特点。地球上是不存在两个完全雷同的地方的。诸如陕西省属于祖国北方，地理环境决定了续修志的基础内容。包括产业构成、人口构成、地貌特点、经济特点等等，都有显示地方个性的方面。从全省范围内来说，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陕南地区，不同地区的不同县区、城市，也有显著的地缘性差异。对这些地缘性差异的科学把握和精确表述，是突出地方志书基本特色的首要方面。

（二）、历史特色是一个传统话题。从总的区位优势来说，这也包括陕西省在中国历史及地理架构上的重要特色。适当突出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特征，应该成为陕西省包括帝都所在地区史志文献的一个基本特色。就全省而言，各个地方固然都有不同的历史特色，但是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环境下，由于各地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版图的实际地位差异，因而其历史特色的代表性也就大不相同。例如文物方面，黑龙江省立博物馆一个金代将军的袍服颇受重视，而在陕西地方，恐怕比这更典型、更古老的文物也无法出展。仅仅是周秦汉唐等统一王朝的文物古迹，就占领了全省各级博物馆的主体位置和基本陈列。再如历史人物的记载，有些地方收录面广，但数量很少，而包括西安、咸阳等城市在内的地方，仅仅纳入历代正史文献的历史人物，就已是汗牛充栋、连篇累牍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特色也是一个变量，对它的估量和评价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僵化的历史立场上看问题，而要注意到视角的调整和阐释的需要。

（三）、时代特色也值得注意。尤其是上下时限相对确定的续修志文献，其时代特色的突出是不言而喻的。有人主张，二轮续修志就是改革志，笔者觉得这个概括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期有所改革，就一定要将全面、系统和科学记述一个区域或行业的地方志统称为改革志──因为这样的称谓，固然突出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但弊端却在于缺乏周全的估量和具体的分析。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也可能是改良性的；革命性的内容难以重复，而改革、改良或改善的情形，则是经常性出现的。所谓历史的创造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改革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标志着一定程度上的改革。因此，我们可以说首轮地方志与传统地方志相比，具有涵盖内容和编纂方式上的革命性特点，但是不宜说二轮续修志就是改革志。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时期开创的改革进程尚未结束，历史的结论尚难论定。同时，改革的进程也不是全方位、全进程地同步开展，而是充满了历史发展的诡谲性和曲折性。当然，笔者认为续修志书不宜用改革志来概括，并不是说续修志书不应该突出改革，恰恰相反，突出改革事业的开端和进程，正是续修志书所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时代性课题。究竟应该是集中列目还是分解列目，究竟应该是专题处理还是分散处理，都是大可探究的。

（四）、行业特点作为续修志书的一个内在问题，也是新修地方志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古代有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有人认为这是历史上社会分工条理化、规范化的一个依据。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经过1984年、1994年和2002年几次调整和规范，与国际标准基本上是接轨的，应该成为判断地方志行业特色的一个重要依据。按照经济活动性质的同一性进行分类，并参照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而不是按照行政管辖来分类，是这个新行业标准的一个显著特点。首轮地方志书大多按照党政管理系统来划分，弊端在于产业性不强，缺乏对国计民生的切实关注，而主要是考虑到行政机构的有效管理射程。这种篇目的出现，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放弃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坚持国家垄断资本和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可以肯定地说，它也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全能政府代替一切社会职能的结果。在当前政府职能转轨时期，要想突出地方志书的行业特点，就必须注意转换视角，调整目标，明确新的工作方向。

二、 如何从实体上提炼续修志的基本特色？

    一般意义上的方志特色，与续修概念下的方志特色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方面，应当更加突出一些。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特色亦非固定不变，而是充满了现实的变数。从实体角度体现地方志书的基本特色，与从编务角度体现地方志书的基本特色，是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不能互相代替。为此，必须将对新时期的逻辑性概括作为一个基本的考量内容，让大家对这个历史时期有一个较为科学、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对各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更为准确、深刻的把握。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感受，亲身参与和纸上判断毕竟是两码事──所谓“书上读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这个道理。正是由于时代环境的演变，加之理解角度的不同，各人对基本特色的把握和判断，也只能大致上作出一些带有个性的相对结论；任何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终极结论都是不存在的。
这里试以陕西省为例，来说明一些问题。

（一）、从陕西省境内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民族地理等内容的不同，可以考察一个区域的地域特色。从自然地理来看，全省境内山原起伏，地形复杂。南北高，中间低，构成了基本的地貌特征。北部是陕北黄土高原，海拔800－1300米；神府煤田，储量1340亿吨。煤层厚、埋藏浅、易开采，是世界上少有的优质动力煤田。中部是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平均海拔520米；以上两个大的区域，属于黄河水系，有渭河、泾河、洛河、无定河等支流。南部是秦巴山区。秦岭海拔1000－3000米。巴山位于本省最南部，海拔1500－2000米。以上属于长江水系，有汉江、丹江、嘉陵江等支流。其中汉江是全省流量最大的河流。全省十个地市位于不同的地理单元，应该有相应的位置判断。
    从旅游地理来看，散布在陕西境内的72座帝王陵，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佐证。黄帝陵、兵马俑、法门寺、西安碑林、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古城墙等十大景观堪称“中国之最”。秦始皇陵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省城西安为中心，以人文古迹为特色，构成了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的旅游线路和西安古都旅游区、骊山风景名胜旅游区、长安古寺庙旅游区、华山旅游区、咸阳帝王陵墓（包括汉阳陵、茂陵、唐乾陵、昭陵等）旅游区、宝鸡法门寺旅游区、延安“三黄一圣”（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和延安革命圣地）旅游区、榆林塞上风光（以古长城、红碱淖、白云山、红石峡为主）旅游区、黄河旅游区和柞水溶洞旅游区等十大旅游区。
    从产业地理来看，陕西北部、中部和南部，在产业布局和发展特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陕北的农牧业生产和能源基地建设，具有重要的地缘性特点；关中的现代工商业和种植业、社会服务业等等，也具有极强的地域特点；陕南的农林特产业等等，也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从文化地理来看，陕北民俗文化、关中民俗文化和陕南民俗文化，都是建筑在不同底蕴之上的区域文化形态。
    从民族地理来看，陕西省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策源地。汉族占据了民族构成的绝大部分，包括回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为数较少，因而对民族问题的记载仅有局域性，而不具有全局性的突出特点。但对于民族聚居区来说，民族特点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地域特色的一个重要延伸。从历史上汉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对其他各民族的融合，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民族特色都是值得注意的。就民族信仰来说，诸如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对于佛教、道教及原始宗教的信仰，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乃至部分民族对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等等，在区域问题处理上都应给予关注。
    一言以蔽之，要处理好地域特色的表述问题，就必须注意多重区划、多个角度的分析解读。从理论上讲，地方志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站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看问题。但地域问题不是一个平面问题，不是一个仅仅从地貌上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地域特点与历史特点是彼此扭结的。一般说来，地方志书的地域处理，必须是从现行的行政区划出发，由此上溯，一直追踪到有人类活动的史前时期。对于历史上的国别问题和地域问题，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人口问题，以及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界、省界、民族认可和民族聚居、民族自治等问题，都必须注意研究。在这里，地方志文献既要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又要妥善处理好外交问题。“外交问题无小事。”历史边界的表达方式要参照现行边界的确认，但必要的补充性延伸应予肯定。同时又要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立场上，不要将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混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也不要用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立场看问题。要注意从大局出发，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广角出发，解决好相关内容的表述问题。

（二）、从陕西省境内的历史文化分布状况，可以考察其历史特色。诸如文明发祥地、产业诞生地和民主主义革命传统等，都是可以追寻的。陕西省历史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诞生于此。这里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多个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
    从发祥地角度看，陕西是中国不同历史范畴的“四个圣地”（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咸阳是中国统一的圣地，汉中是汉民族的圣地）。1963年发现的“蓝田猿人”，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1953年发现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六七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的一座定居村落，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考古标本。陕西是中国农业生产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传说中最早种植稷和麦的人，是周人的祖先后稷。陕西还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著名的“丝绸之路”以古长安为起点，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展开过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祥地，都值得大书特书。
    从国家政治中心角度看，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和历时最长的地方。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在陕西建都（包括丰京和镐京）。嗣后，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西夏等13个王朝或政权陆续在此建都，先后长达1100多年。此外，还有刘玄、赤眉、黄巢、李自成等4次农民起义在此建政总约11年。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摇篮，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区域中心角度来看，陕西一直是祖国西北地区的核心地带，尤其是从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明代陕西曾经囊括了除新疆之外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后，也有着引领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龙头位置。另外，在长安作为国都期间，“丝绸之路”以这里为核心，也构成了中国和西方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其世界性的都市地位也值得注意。某些重要的大遗址、大陵墓和大景观，甚至具有世界性的人文地位。譬如，乾陵作为唐高宗李治、周帝武则天两朝皇帝、一对夫妻的合葬地，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
    从中国革命角度看，陕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从此，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圣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西安事变，云阳改编等，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国史、党史和革命史上的作用自不待言。 
    从历史文化遗产角度看，陕西境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皆十分丰富。就前者而言，其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在全国范围内罕有与之匹敌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在首轮志书已经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二轮志书理应继承这一好的做法。兹不赘述。就后者而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和全面清理，也是突出地方志书特色价值的重要方面。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容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10大类。其中陕西省已有包括西安鼓乐、秦腔、蓝田普化水会音乐、紫阳民歌、陕北秧歌、安塞腰鼓、洛川蹩鼓、汉调桄桄、汉调二簧、商洛花鼓、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皮影戏）、阿宫腔（皮影戏）、弦板腔（皮影戏）、合阳提线木偶、陕北说书、榆林小曲、凤翔木版年画、安塞剪纸、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澄城尧头陶瓷烧制技艺、黄帝陵祭奠仪式、宝鸡社火等2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据悉陕西省也将公布本省重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在实际上，各地仍然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缺乏系统、科学地清理和研究，不能列入联合国或国家、或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志挖掘好上述历史文化特色，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这些宝贵遗产的高规格、高标准保存，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
    由此看来，要处理好历史特色的表述问题，就必须从国家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注意科学论断一个区域的历史地位和人文地位。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核心位置或边缘位置，都是相对存在的。特别是涉及城市志的科学定位时，还要抓住不同时期的城市功能和城市特点；在当代环境下，尤须准确把握，并妥当地处理好城市的定位和发展趋势。诸如西安与咸阳两个城市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一直互为表里。从秦汉时期的角色转移，到建国初期的短暂领辖，都说明了两者不可分割的毗邻关系。两座城市作为关中中部的复合中心，其主次是分明的，特点是突出的，在产业构成和资源构成方面，也具有同构互补作用。相对应的，宝鸡、渭南、铜川等城市，在以关中盆地为整体经济区的大格局下，它们各自的相对地位要独立得多。其中宝鸡在国家西部的交通枢纽位置，甚至是西安无法代替的。汉中、延安、榆林、安康、商洛，也都有不同的地缘特点，需要透过历史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加以考察。

（三）、从国民经济产业重心的转移上，可以考察其行业特色。诸如陕北、关中北部各县的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行业分布等问题，都应该予以重视。
我国曾经长期推行计划经济，因而在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方面，一直是按照行政管理口径来分类。一切认识的出发点，都在于强化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体制性控制。就我们经常谈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类别来说，实质上也都是一种党政管理框架下的管辖分类，而不是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出发进行处理。但是，根据国际间国民经济分类的惯例，党派团体、政府机构等等，其实都是公共服务业的一个内容，其排列次序均在各经济产业类别之后。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于1984年首次制定，仍然有计划经济管理的明显痕迹；1988年、1994年、2002年等年份几经修订，逐渐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更重视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该标准立足国情，按照国际通行的经济活动性质的同一性原则进行分类，改变了我国统计资料与国际惯例长期错轨的状况。最新标准调整了1994年标准中与分类原则不相符的内容，极大地充实了第三产业的新兴活动。现有行业门类20个，行业大类95个，行业中类396个，行业小类913个，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行业结构状况。在国民经济行业的国家标准中，根据社会生产发展顺序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科学划分，标准明确：凡是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称为第一产业，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称为第三产业。上述三次产业划分，是国际上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具体划分类不尽相同，中国的产业划分是：第一产业指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煤气等供应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又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和行业，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业，公路、内河（湖）航道养护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技术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地方志书的行业门类划分，应该适当参照这一科学标准。诸如在篇目设计上，要参考这个认识顺序和分类模式。当前能够出新的篇目，实际上也是对这个标准的灵活运用。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行业分类，应该得到适当的调整；涉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更要注意在行业分类上加以甄别。对于不同地区来说，还应该注意产业构成特点，适当强化其基本内容，弱化其附属信息。譬如西藏自治区，源于自然界的畜牧业格外发达，但是种植业、林木业仅仅具有局部特点（如林芝地区等），其他工业门类，几乎只有一些毛、肉类和药材加工业。以阿里为例，可以说没有什么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因而在篇目设计上，就要照顾这个特点。就陕西来说，从陕北到关中，从关中到陕南，也有非常突出的行业特点。陕北能源石化工业、关中高新技术产业、陕南山区林业等等，都很有个性。要处理好行业特点，也要结合其地域、历史和时代特点。比如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是西部大开发的同时逐步揭开面纱的，而在历史上并没有那么突出。又如党政部门，也有一个突出行业特点的问题。尽管它属于公共服务业范畴，但是陕北作为中国革命圣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确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历史特点来看，党政行业的特色也值得注意。延安时期在多个行业管理方面的创新和尝试，对于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影响不可低估。同样地，汉中地区在汉王朝、汉民族和汉文化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在续修志的讨论范围之内。

（四）、从我国当代史的发展和研究角度，可以判断其时代特色。一般意义上说，地方志书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性，但是对于时代性的认识，囿于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很难在短期审视中作出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将短时段的政策观念和长时段的发展效果相比较，才能够看出潜存的优势和可能的弊端。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格外注意。
    从根本上说，续修地方志工作不能与中国当代史脱节。尤其是在二轮修志工作中，对当代史发展特点的把握，乃是一个必须重视解决的基本问题。笔者不赞同用“改革志”的提法概括当代历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当代史的范畴非常辽阔，涉及领域也非常广泛。单纯使用改革开放志的概念，无法概括如此宽广的领域和不同领域的广阔方面。况且就目前来说，改革事业仍然方兴未艾，对改革成效进行总结的时机尚不成熟。笔者觉得，还是以最基本的、全方位的方志概念表述为好。对于二轮修志工作，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今天来看问题，也不能站在一个时期的党的政策角度看问题，而是要注意以建国以来的当代史为认识背景，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以经济全球化为参照，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历史和现状。
    在历史学科中，当代史的概念比较模糊，界限不明。就全球范围来讲，当代史大致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变化。“二战”以后，许多国家推翻了旧政权系统，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相应地，在政治上出现了民主化的潮流，在经济上步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文化上不同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了对话交流的机制——尽管也有过一段冷战，且地域性冲突不断。新中国的建立，比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晚几年，经历了国共两党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战争，但要说明新中国的建立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仍然要涉及二战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过去几十年间，这段历史一直有史无学，真正进入学术领域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中国史的研究重心也逐步转向当代史，研究国史和党史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重点。对于新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历程，理应在二轮地方志编纂中体现出来。
    盛世修国史，盛世修方志。史志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要搞好史志著述，必须突破人为的思想禁忌和政治禁忌，遵循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可以说，有了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许可，当代史的研究和当代地方志的编纂，才有了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所谓盛世，意味着国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实现长治久安与国强民富。盛世还意味着政治开明，社会宽容，可以从容地看待过去，公允地总结得失。现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顺应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谐发展时期。事实上，如果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十分紧张，阶级矛盾、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现实生活中缺乏容纳科学研究的裕如空间，编写历史和地方志就难成实录。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进入经济全球化轨道后，研究和思考重大现实问题，迫使人们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必须识大局，顺大势，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审断地区或行业的发展趋向。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首轮地方志书编写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主旨在于探索现代国家形态的草创和形成过程。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不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政治问题相联系。首轮修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处理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其历史背景以近代社会为依归，以政权建设为主线。但是，二轮修志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将国家政策的抉择与地方发展脉络相关联，以巩固政权为背景，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方向。当前续修志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反映现行政权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问题。当代史作为历史中最接近现实社会的一部分，它要记述包括地方或行业状况在内的当代社会活动内容，必然要涉及国家现行体制的合理性，涉及现行政策、体制、意识的形成背景，涉及当代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角色等等。正是由于当代史和当代地方志著述，与当前政治的相关度非常之高，因而必然具有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敏感性。在这个问题上，亟需我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保持一种不断探索的勇气和胆识。研究当代史志与研究现实问题具有共同的语境和禁忌，在此情况下，如何记载那些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并科学把握记述的尺度和标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食马肉而不食马肝，不可谓不识肉味”，这是文景之治时期汉景帝关于政治禁忌问题的一个形象表达。但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引领社会发展，适时、适度和适可而止地探索“马肝”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诉求，必须予以重视。更何况讨论“马肝”问题历来要受到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此一时期与此一环境下的思维禁忌，在彼一时期、彼一环境下的主客体面前，可能不构成禁忌问题。例如大家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曾将悠久的中国史曲解成“儒法斗争史”，当时根本不允许学术争鸣；但这个以扭曲历史来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做法，如今已为社会所不齿，很难称为真正的学术禁区。当代史的开放程度和真实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判断现实政治是否开明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现实干预性最醒目的一个标志。在地方志领域，固然也有与国家政治攸关的重大命题，但一般说来，对地方问题的探索多是无关大碍。毕竟地，地方问题研究要更灵活、更具体一些。
    不过，研究现实问题与研究当代史也有截然的不同——尽管研究主体和客体是在同一时境、情势之中，但是两者的认知角度和注意方向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当代史研究的是已然性结果，现实问题研究的则是可能性趋势。前者将已经发生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可能要受到档案文献、史实考证和当事人话语禁忌的限制。其史料头绪繁杂，来源短缺或许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一方面，表面材料铺天盖地，浩如烟海；另一方面，能够揭示历史内核的关键材料，又受档案解密和当事人自我保护周期的限制，不能及时查阅、核对。单纯就地方来说，涉及国家政治、军事大局的问题并不多，筛选资料，科学处理，也有较充裕的条件。尽管在涉及主要领导人的政绩评价方面也可能受到话语限制，但总体情况看来，要相对容易一些。从理论上说，对现实问题的科学调研，能够促进史志研究的深化。出于官方视野和民间视野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历史结论的重大差距。而就地方志来说，多注意民间视角，应该能够保障基本评价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根据史学界对当代史的初步判断，结合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史家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历史时期。从1949年至1978年为前一时期，参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分为建国初新民主主义建设、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几个重要阶段。因首轮志书已将这一时期列入重点记述范畴，在这里笔者不拟详谈。从1978年到二轮续修志书搁笔时间为第二阶段。对于1978年以后的历史，暂时可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为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3年为第二阶段。试予略说：
前一个阶段，主要经历了拨乱反正与国家战略方针的宏观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农村经济体制及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重大事件。最敏感、最棘手的历史问题，当然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要严格遵循政策，不能规避更不能泛滥）。拨乱反正一直持续到198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农民自我解放的一个结果。经济特区的开放也具有局部和渐进性特点。教育工作的失误，曾一度引起厌学潮，也是政策偏差与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种表现。
    这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的总结，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后一个阶段，主要经历了宏观调控与国民经济的“软着陆”，从决策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粮食流通和金融体制改革，“一国两制”模式收回港澳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以及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解决结构性的贫困问题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等。这一阶段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但是由于某些政策相对滞后，对于城郊农民所拥有的集体土地，实行政府集中买卖，也出现了严重剥夺农民耕地的现象。
    这一阶段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会议制度等政治制度的反思，也意味着一个历史性回归与时代的进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将资源问题和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结合起来。东部沿海地区除海洋资源外，能源性资源比较匮乏。突现西部地区能源优势，促进了西部地区开发，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这一阶段的大手笔。
1997年高度概括性地提出邓小平理论，明确了指导思想。
    对于新时期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估量。建国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时期，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起有伏。在全国经济格局的位次，似有滑落的迹象。在情理上，我们很想快速发展，但周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力度更大，势头更猛。欠发达的内陆省份陕西，虽具有承东启西、联南结北的区位优势，但不具备沿海、沿边的地缘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富集的矿产资源与东部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互补性，可望成为全国能源和部分原材料工业的重要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曾将陕西作为建设重点之一，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陕西兴建了一系列骨干项目，形成了以机械、航空航天、纺织、电子、医药、能源、食品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军工生产居全国第一。陕西作为全国航空航天、机械、电子、农业等领域重要的科研和生产基地，也是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这些都需要浓墨重彩，加以记载。如今，以西安、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骨干的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已经形成；以神府煤田为中心的煤炭、天然气等陕北优质地矿资源基地，也在国家北部经济的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至关紧要的擎柱性作用。杨凌示范区作为国家惟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已跻身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产业开发区之列。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陕北能源化工基地、陕南现代中草药基地和渭北绿色果品基地，已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基本布局。这个发展趋势和发展格局，亟需我们从资源和产业角度加大记述力度。同时，对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也要如实记述，以利于陕西经济社会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三、 如何从编务上反映续修志的基本特色？

    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地方志书的一个基本诉求，是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一个地方或行业的历史和现状。首先，所谓“全面性”是要求地方志书应该多角度、多层次记述地情信息。其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都能够展示其相应的编纂特点。例如从行业角度来说，必须具有贯通性。贯通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通是就时间顺序来说的；横通是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辖区的概括。就一个较短的时段来说，贯通文献和档案资料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当事人的亲身阅历也能够提供重要旁证；但是就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说，则必须突破档案局限和阅历限制，从更大、更广的角度驾驭疏通。
    其次，所谓“系统性”，是要求地方志书保持一种均衡的、有重点、有梯次的记述态势。皮相地看，这些概念彼此矛盾，但在作出解释之后，或许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均衡”是在不同行业的记述上要彼此照应，不能太过偏颇。“有重点”是指在同一行业的记述内容上要有特色，突出重心（不能平分秋色）。“有梯次”是指在表述顺序上要遵循历史的一维性，不能前后颠倒和本末倒置。
     第三，所谓“科学性”是要求续修志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符合新时期人们的基本认识。要注意穿越历史上的某些政策误区，处理好后一个时期政策性提法与前一个时期政策性提法的关系；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实际执行情况的关系；处理好全方位的发展趋势和局部地区发展走向的关系。
    就编辑业务而言，应该根据续修地方志书的体裁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下列特色表述问题：

（一）、篇目创新和行业分类问题。从党政管理体制向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转换，是续修志篇目创新的一大关键。它与党政管理职能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健全，与文化事业的社会化等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也与我们对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认识密切关联。篇目的创新思路似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向国际行业分类标准靠齐。凡能够符合该标准，并体现其精神实质的分类，都应该是科学的。科学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不科学的创新则可能是滥造。例如，《浦江县志》是一个重视创新的县志，也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确定的示范研究的志书之一，但它的创新类别中，有的是科学的，有的是不科学的。对此应区别对待。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可将地方志书的基本内容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部类。自然部类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三个版块；人文部类则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军事等五个版块。理论上说，志书版块设置与篇目设置之间关系密切，同一版块应该毗邻排列，卷帙归类必须得当。此志原分九编，第一编涉及“建置”、“自然环境”（含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土地”、“居民”、“居民生活”、“计划生育”、“语言”、“风尚习俗”等。其中的突出问题是将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并列处理，缺乏对自然部类的独立分卷；“土地”、“居民”密切相关，固虽可以并列，但“居民生活”和“计划生育”理应纳入“居民”编，不宜简单超拔。另外，“语言”和“风尚习俗”属于社会部类，应靠近社会内容，位次移后。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语言”中，不仅记述了本县方言，且将“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术语纳入其中，属于典型的越界处置。第二编涉及“城乡建设”、“交通”、“水利”、“邮政电信”、“能源”、“环境保护”，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并列，“交通”、“邮电”共存亦可，但“水利”应属于大农业范畴，不当归入此类。“能源”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也不宜列此。第三编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业”、“林业”、“工业”、“商业餐饮服务业”、“对外经济贸易”、“金融保险”、“财政税务”、“风景名胜旅游”，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可以考虑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道德建设”归类并列；某些具体措施，也可分解处理。另外，“风景名胜旅游”应以产业立目。因其属于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边缘信息，可以邻近自然版块。第四编涉及“计划统计审计”、“工商物价”、“质量技术监督”、“劳动管理社会保障”等内容。其中“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属于社会管理，不属经济管理的范畴。前编 “经济体制改革”，也牵扯到此编一些内容，但联系不紧密。第五编“政治体制改革”、“党政要务”、“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公安司法”、“检察审判”、“军事”、“人事”、“民政”，其中将党务、政务、军务和司法等扭结在一起的做法，不尽妥当。名目使用“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等，没有使用地方委员会概念，亦稍嫌笼统。“党政要务”属于决策内容，缺乏落实情况。第六编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书画”、“广播电视报刊”、“卫生”、“体育”，其中“思想道德”立目欠惬，容易陷入文牍化、表像化境地。第七编为“人物”，分类较规范，可资借鉴。第八编为“县城乡镇”，与建置、城乡建设关联度较大，可与行政区划靠近处理。第九编为“丛录”，属于艺文类，可接近文化版块。

（二）、综述概括和行业分述问题。综述有一个区域的总概括，也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不同版块的分述。在统揽或分揽时，应该注意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统一的问题；注意政策变化和社会演变相关联的问题；注意地方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相联系的问题，等等。行业内容则要求按照不同版块，确定相应的记述标准。对教育、卫生和农村问题等领域改革实效的评价，不宜完全照搬官方文件，而要注意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兹不细说。

（三）、当代的人物、事件问题。各类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评价，逝世人物和健在人物的评价，实体记述（记行、记德）和话语记述（记言）的侧重处理等，在人物记述中都值得注意。当代事件，有大事、要事、新事和特事四个方面。其中大事是具有国际性或全国性影响的事件，要事是在地方上具有重要意义或价值的事件，新事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特事是指具有特殊性、代表性的事件。可采用记事本末体处理历史事件，并澄清事件的基本要素，必要时可设立专记或专题，以便体现地方志在记时、记事上相沟通的特点。

（四）、官方视角和民间视角，以及表述的政策禁忌与保密等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逐步下移的过程。反映建国以来重大历史的档案文献尽管有所透明，但政治禁忌和思想禁区仍须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存在着当代史的巨大议叙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不仅存在于纸质、影视、网络等介质载体，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言论之中。它们容纳了官方的和大众的、精英的和草根的、公开的和私下的种种言论。站在任何一个具体方面来研究当代问题，都可能是片面的；只有多视角、全方位地加以考察，才可能有科学性。
首先，当代史的社会变迁内容极为深刻，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变革的时代。国家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变动所至，悉无遗漏。这些政治运动不仅改变了国民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国民思想状况和心理态度。历史上从未像中国当代史这样，国家政权对整个社会有如此巨大的控制力；国家的命运、政治的走势和个人的际遇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反思中国当代史，不仅是少数精英的使命，它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亲身经历，也将提供社会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的丰富资源。在历史叙述中，显贵人物的琐事可能成为世人瞩目的大事；而草根阶层的大事则不被重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早就认识到的，当今依然如故。
    其次，当代史的悲剧色彩浓郁，充满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史识。个人经验（历史主体）对方志记述的影响始终存在。例如记载“文化大革命”的笔法，有的主张实录，有的主张隐讳。在陕西，原省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同志主张设立“文化大革命”专志，成为一种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它至少超越了一些历史主体的局限。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信息封闭，不同年龄的差距，体验大不相同。所谓“造反派”与 “走资派”，“红五类”与“黑五类”，“跟风派”与“逍遥派”，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称得上大相径庭。至于“文革”以后出生的人，“文革”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或传说），他们根本无法体会那时的极端激情和狂热情绪。
    第三，中国当代史也留下了许多错误的记忆，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陈见陋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偶发性事件多，社会波动大，政治内幕错综复杂，留下的历史谜团也就特别多。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历史是政治的工具，普通国民知道的历史，只是为政治说教所用的历史。一切政治都要求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使的有效性，故而政治说教尽是应时之论。其目的是促进社会认同，话语标准会根据政治需要而变化，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的记忆。同时，当代史起伏大，曲折多，一天的变化可能意味着某个历史性的转折，每个起伏曲折都可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诸如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建国初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定，反右派运动是对共和国确立的民主法制的否定，“大跃进”是对中共“八大”积极稳健的建设方针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对前十七年的全盘否定，“文革”结束后，对十年“文革”又是“彻底否定”。在不断的否定之中，积累了大量的错误记忆。这些在特殊时期形成的，缺乏史实根据的见解，长期占据着历史的记忆空间。例如对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馑的认识，过去一直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苏联逼债加重了危害程度，直到80年代以后才实事求是地归因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失误。要从一个个具体史实出发，进行历史细节的钩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五）、当代文献和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主要涉及文书档案、报刊文献和其他资料的破读和志书语言的转换、过滤与过去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当代史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条件下开展的，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有着密切关系。最初，人们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渴望了解历史的真实，也就有了大胆破除政治禁忌的勇气和胆识。因为当时史学界禁忌较多，文学创作的空间较大，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和回忆录等，填充了当代史的话语空间。可以肯定地说，是文学带动了史学，率先进入过去不能谈论的敏感地带。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等领域，最初的进入者是文学而非史学。一些搞文学的也由此跻身史学领域。与此不同，进入9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历史题材的商业化操作，说教性宣传向商业性宣传的转移，以及诠释历史和历史文学创作的庸俗化等等，都将在大众文化领域制造新的误读，在民族的记忆中平添许多历史演义的元素。此外，一些简单化的思维定势和认知方式，也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低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真相的如实考问。可以说，当代史研究在整合、清理和更新文献方面，还有大量要做的工作。地方志的认识更新和观念更新，任务同样艰巨。
    中国当代史进入学术领域，是在“文革”后才开始的。首轮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也在这一时期起步。近二十多年来，当代史的学科发展比较快，学术研究有了崭新的进展；地方志作为一门刚刚独立的学科，也在不断探索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建设和实践中的认可。在这一时期，史志研究是互动的，富有特点的。一是在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之外，出现了一些个人独立研究的现象。首轮修志工作者大多半路出家，其中来自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的学者，在地方志学科化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二是有了学术上的自觉性，勇于直面现实。对于不同时期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也在地方志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如何正确反映这些历史性的失误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修志工作者的心头。三是客观性有所加强，有了初步的学术规范。即使是过去政治敏感性很高的中共党史和中共地方党史，也脱离了泛政治、泛宣传的窠臼，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官方史书的修订中，也纠正了一些不实之词。90年代初期，胡乔木同志一再强调说，“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这个观念，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亟应重视。就目前来说，史志编写仍存在几个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档案文献开放有限，采撷运用值得讲究。从史学角度看，晚清甲骨文（也是一种历史档案）的发现，带来了中国商周史的研究热潮；民国时期内阁大库档案的开放，带来了明清史研究的繁荣；敦煌文书的发现，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在当代史学的史源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档案文献的查阅限制，包括红卫兵小报和“文革”中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等资料，有关收藏单位也将其列入不开放之类。因而许多事情的真相还不清楚，遗留下了不少疑点。一些官方文献、内部档案、个人档案和口述史料，也在不断流失。“文革”结束后，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对人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几次清理，剔除了那些事涉冤假错案的荒唐资料。但与此同时，也给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历史真实的判断带来了困难。就地方来说，档案禁忌基本上可以疏通，但对档案文献的科学运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问题。在地方建设上，各自营造各自的成绩，用表面的、有水分的成绩代替实事求是的记录，甚至生造谎造工作绩效的现象，是阅读档案时不能不注意的。缺失了这个辨别能力，就容易只见成绩不见失误，只见虚文不见实果。尽信文书档案，甚至不如不读档案。
    二是当代史的研究很不平衡，学术视野比较狭隘。如在政治史方面，且不说对于上层政治研究的局限性，仅仅地方的中观政治，以及行业的微观政治，都有许多难以规避的人为干扰。在专题研究上，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党政组织和普通群众的关系；决策方式和执行方式的关系；决策理念和落实结果的关系，等等，也都值得注意。一般来说，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和政治禁忌，学术研究就相对自由，文献处理就更富力度。一旦涉及当前的执政是非，以及当事人的功过褒贬，问题就会复杂起来。从资政角度来讲，历史褒贬是有价值的，甚至褒贬越到位越有价值，但是对于当前执政来说，现实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实效可能是颠覆性的，不堪回首的。至于地方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研究天地更加广阔，但记述主体的注意力又成了问题。在续修地方志书中，采取纪事本末办法记载大事特事，是个很好的方式，但也要慎重立目。
    三是亟需对治史眼光和驾驭史料的方法进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的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初步具备了独立学科模样。地方志工作者有了学术自觉，能够从史料出发，挖掘历史的细节，实事求是地反映地方史的本来面目。但由于队伍来源复杂，行外的伪行家不少，有阅历但不懂学术套路的人也不少，有工作热情但缺失表达水平的人更多。我们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打开历史视野的窗户。同样的历史文献，由于表述方法的不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而且高下立辨。传统史学所讲究的史识，指的就是治史眼界和驾驭史料的方法。要用科学方法进行梳理、分析、解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得出历史的真知，并不容易。当代地方志的记述对象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密切，地方史的研究和现实问题也有很强的互动性，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彼此互通。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化，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精细化，学科门类越来越细，记述手段越来越具有实证性，这些都为地方志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方法论来源。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现代学科介入方志学领域，对当代地方志的学科建设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四是地方志的学科建设亟需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改革开放以后，当代史志研究开始走上学术化道路，摒弃了以论代史的模式，以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重视有个性的述事方式。特别是放弃政治口号，改用中性语言，也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例如我们不再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类的话语，而是将他和普通人一样看待，直呼其名。对中国共产党不用“我们党”，而是简称“中共”等等。但这种语言转换，还是表层的。在当代史领域，政治与学术极端密切的关系，造成了众多的政治禁忌，也给史志话语增添了疏通难度。政治上的宣讲要求和学术上的求真规范，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貌似正确的空话、假话、大话和废话充斥史志，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要解除现实政治对史志研究的外在干预，就要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剥离出来，建立科学的史志话语系统，拨正那些重文本、轻语境，过度诠释的经学思维。过去我们对领导人的思想言论不是作为史料，而是作为解读历史的根据，这是典型的经学研究法。将特定时间、环境下产生的领袖言论当成诠释一切的根据和前提，就必然会出现“一句顶一万句”的荒唐结论。另一种是历史述事主客体不分，经常袭用政治概念。在论史中，经常可见的“左”与“右”和各种“主义”概念，就是袭用了政治判断的话语系统。“左”与“右”在政治上是表示正确与错误的价值判断，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含义。使用这类政治概念治史，就使历史叙述陷入了一个既定的政治评判框架，也就有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混淆了叙述主体和历史客体的不同语境。要建立当代史志学术规范，摆脱陈说陋见，就必须在话语体系上脱胎换骨。要建立学术话语系统，微观层面可能容易一些，宏观层面则困难得多。因为宏观上的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而且牵扯到解读历史的思想方法。
当代史和地方志中的政治话语系统，源自革命史观和对指导思想的教条化理解。革命史观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并以此为前提描述历史的进程，斑斓多彩的丰富历史被简化为一组政治话语。我们的指导思想也一直强化着这个理想观念。本来，指导思想着重提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可概括其基本主旨，并不要求一切照搬经典作家对具体时代、具体问题的具体表达，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的弊病，却是屡见不鲜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引起了学术转换，这是以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为指归的话语体系，当即为学术界所接受，对当代史志研究可谓普降甘霖，成为科学研究的利器。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下，历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在话语体系上也有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工具。要强化地方志的学术性，跟上时代的转换步伐，亟需培养一批有史学素养和现代意识的学者型人材。同时，也要求这些学者型人才具有通古论近的学术功底和经世致用的前卫眼光。单纯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范文澜精神还不够，还得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精神。只有不远万里，不弃涓滴，不辞细微，不怕辛劳，我们才能给后人留下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史志文献。

四、 如何从理论上阐释续修志的基本特色？

    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人文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悠久的文明。中国方志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文献，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修志管理体制方面应该树立持久的、科学的发展观，重视以人为本，强化行业法制化管理，增强修志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等等。地方志书的编纂水平要一届比一届高，学术质量要一届比一届好，就不能不重视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地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和交流功用的长期性，也决定了续修志工作不能满足于编纂出版一部一部的志书，而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编纂意识。首届修志是从空白抓起，历史隔阂太久，故其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显得空前庞大。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任务业已完成的基础上开展的，因而必须适当强调成本意识和效率观念。其现实的功用性，也要求它不能像首轮修志那样长期从事，而要限定周期，缩短战线。在这个方面，历代旧志人员少，规模小，周期短，成本低，但质量并不低；而新志人员多，规模大，周期长，成本高，但质量不显高。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首届修志受制于计划经济的单一管理体制，完全由政府主持；而二轮修志是在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开展的，适当重视社会化运作，启动社会力量参与，恐怕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为从理论上阐释续修志工作的特殊性，以强化续修志书的基本特色表述，笔者现就当前地方志的可持续修纂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

（一）、通断问题。也就是指地方志的通史性和断代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首届志书基本上是一种通史性的体裁，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志上限不限，其记述肇始于事物的发端，而二轮志书则起笔于首届志书的下限，也可以称为断代性的志书。通史性决定了地方志文献的恒久性和稳定性，而断代性反映着地方志文献的时代性和新颖性。进而言之，通史性不但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而且体现为空间上的延伸，也就是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的“纵通”和“横通”问题。其通史之“通”，乃“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於大道，故曰通也”。而断代之“代”，亦非专指与历代王朝相提并论的朝代更迭，而仅仅代表了志书下限的时段切换。尤其是在首届志书编纂完成之际，二轮修志仍然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坚持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因而它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断代问题，而仅仅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时段而已。历代通史的编纂中都留下了断代的眼光，而在断代志书中也要用到通史的眼光。尤其是在古代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采用断代信息也是迫不得已；而在当代社会的反映方面，又不能不葆有一种历史贯通的眼光。这种超越现实的历史眼光，不但在时间上有连续性思维，而且在空间上要不断开拓领域，扩充信息。所以，续修地方志总是通而有断，断而有通。要全面提升二轮修志的总体质量，就必须重视总纂技巧上的贯通性。笔者认为，地方志书的总纂，包括技术性的总纂和思想性的总纂两个方面。前者的贯通性体现在记时、记数、记人、记事、记言、记行的一致性方面，而后者的贯通性则体现在全球化的眼光和科学的发展观等方面。通史性的志书需要时代观念，断代性的志书则需要贯通意识。只有穿越了时代的认知障碍，续修志工作才能获得社会通识，并臻于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另外，一些方志学者立足于历史遗憾和现实错位的重新矫正，提出了重修地方志的主张。笔者认为，新方志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轮修志的主流仍应是续修，其重修或追补的内容主要针对首届志书中应记而未记或少记的遗漏部分，此外还要有所校正，校正手段主要是针对首届志书中的错谬部分。

（二）、轻重问题。此处包括志书篇幅的设定和检索工具的使用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首届志书篇幅较大，——因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长；而二轮志书篇幅相对较小，——以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短。但是从修志实践来看，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史家有言：“事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从正史演变来看，司马迁《史记》属于通史性著述，而班固《汉书》属于断代性体裁，但是后者的文字篇幅，反较前者长得多。章学诚《书教下》云：“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通变化则文约事丰，守绳墨则巨细赅备，故其篇幅相差悬殊。就方志源流来看，通断问题亦非决定篇幅大小的惟一要素，甚至也不是首要因素。在首届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各地志书的篇幅大都有一个基本的恒量，但个别来说，仍然相差很大。二轮修志所囊括的历史时段，长则二十年，短则十余年，其总的篇幅，原则上不应超过首届志书，否则就容易犯文牍主义的毛病，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各地的志书篇幅仍有较大的自由度，记述内容也存在着侧重点的游移问题。从外因上说，二轮志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与首届志书不可同日而语，其记述重点自当有所轩轾。另外，从编排方式上，也有一个检索工具的综合使用问题。首届修志基本上是用一种平面版本贯彻到底，当时的图文并茂，受印刷成本的制约，实质上仍是文重图轻；印数偏少，定价偏高，检索手段单一，也不便于公众查阅；二轮修志在继承平面版本的基础上，非常重视光碟媒体的运用，以现代网络技术整合地情信息，努力发挥各种检索工具的便捷性能，也是前所罕见的。可以说，检索工具本身所占志书篇幅的比重，较之首届修志无疑要有所增加。

（三）、详略问题。主要是指志书内容的取舍问题。原则上说，志书内容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大可不拘一格。文字叙述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亦相对自由。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为照顾政治大局的稳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史的记载，一再强调要从略、从简处理。以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同志为代表的一个学术流派，强调要适当强化对“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记述，以避免对中国现代史的严重歪曲，自然有其超越时代限制的深邃眼力，但就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思想观点并未成为主流意识。有些地方的修志领导人甚至扬言说，但愿这不是代表指导小组的意见。他们借口遵循中共中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所谓“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的片面观点，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予以严格规避，其结果则是导致了对历史问题的片面清理，其所酿成的历史缺憾也是难以弥补的。从二轮修志来看，一些历史是非早已基本澄清，某些具体矛盾已不足以撼动政治大局的稳定，如果仍然使用严格规避的方式处理这一历史问题，就明显丢失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求是精神。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历史问题，完全应该用新的详略观来权衡。当然，对于当代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仍要顾全大局，慎重对待。另外，由于各地、各行业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志书篇目、内容的取舍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如何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是二轮修志中应该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

（四）、类别问题。地方志书强调民主性和科学性，是从民国中后期有代表性的志书开始的。民主和科学曾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志编纂的主流思想，这一主流思想仍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一主流思想的指导下，民国以来地方志书的篇目设计，逐步超越了传统志书的平列分类格局，而采纳了一种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结合的科学分类模式。首轮修志，绝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进程中产生的，其内容分类，不管是资料采集，还是行业划分，大都处于过渡阶段。在首届志书的基本分类上，政治体制的雷同观念和经济体制的国有意识，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通识。当时的人们，对于多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并存现象，有过较为狭隘的、片面的看法；对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也受到党政管理模式的直接影响。而二轮修志，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破土而出，且取得日益重要位置之后开始的，虽然两者同样强调科学分类的原则，但具体分类观念已有所不同。譬如新一届的政府文件中，原来对社会文明的双重认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多领域、多方面的全面认知（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其中也有一个逐渐推进、日益健全的过程。历史的事实表明，只有站在人类文明与进步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宏观理解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才能够真正体现分类上的科学性。重视什么，放轻什么，升格什么，撤并什么，不但涉及到地方志书的类别划分，而且也与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的先决导向密切相关。当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眼光观察问题、研究问题时，这些问题的本身也就可能出现某些主观屏蔽现象。章学诚曾讽刺此类人士：“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足见问题之突出，后果之严重。

（五）、参差问题。首届修志事业历时二十多年的发展，修志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不少编者文化程度高下悬殊，文牍处理工拙不等，其所导致的总纂质量也参差不齐。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成熟性，加之全球意识的普遍缺失，也导致了首届志书在客观上的某些缺憾。尤其是在片面的阶级观念和党派意识影响下，部分修志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置若罔闻，对一些历史事实也避重就轻，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人为歪曲。诸如二十世纪历史上中华民族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许多地方文献中出现了严重的记述缺憾，抗日战争中涌现的大量民族英烈竟然不被作为烈士来对待，当时人们参加中华民族的自救组织竟被当作“人生污点”，其记载上的疏漏之处，显得异常突出。历史记载的片面性，长期受到来自极左思潮的不适当揄扬，也是直接导致首届修志缺憾的重要因素。要搞好二轮修志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这些历史问题，追溯事实真相，以弥补首届修志中造成的历史缺憾。尽管从事实上看，某些历史缺憾难以弥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放开视野，放宽心胸，放弃锢蔽，放下包袱，倡导一种积极的自省意识和反拨观念，也就能够解救更多的历史缺憾。同时，二轮修志也要倍加重视社会部类，话语权不能完全由官方垄断，而要重视民间声音。诸如在社情民意、民俗世习、党风政风等方面，群众中流行的歌谣谚语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些也应加以选择录用。地方志不能成为政府的功劳簿，成为只说好不讲差的非权威文献。因为志书的权威性不能独家断定，而要强调社会通识和公众认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别的褒贬，而在于如何从整体上高点定位，用科学方法诠释历史问题。

（六）、语体问题。所谓语体问题，实质上是指一种思想视角和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从思想视角上说，我们要设法唤起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有的放矢。同时还要拒斥文牍主义倾向，反对滥用官样话语，对任何时期的文书档案都不能囫囵吞枣，直接照搬。从话语方式来说，我们要适当强化地方志的文体意识，切实甄别志书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异同。需要指出的是，新编地方志的著述文体，是语体文、记述体。这里的语体文是指运用现代汉语著述的文体，避免文言文或半文半白，文白夹杂的文体。而记述体是一种把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事物的特点及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的一种文章体裁，一切得失利钝、功过是非、盛衰成败、经验教训都要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来说话。这种地方志文体，与文学、科学、新闻、年鉴等文体皆有不同。譬如文学文体，一般讲究感情色彩，旨在营造一种艺术真实和心灵境界；而方志文体强调平铺直叙，着重反映一种社会真实和客观景象。文学作品允许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故事和人物角色。它可以运用衬托、渲染、夸张、想象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艺术加工，但地方志文体却不允许主观论断，更不能夸张、渲染。其文体的选择，可以借用章学诚关于“文人不可修志”的观点加以概括。再如年鉴文体，尽管它较接近方志语言，但也有具体的差异。年鉴文体侧重一般工作性的概括和叙述，要求要经常保持一种现实眼光，坚持使用肯定语气；而地方志文体更突出历史眼光，强调用审视语气来判断事情得失。两种语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新闻、科学等文体，其差别更是非常明显，不必一一甄别。在这里，我们提出甄别方志语体的目的，乃在于强调一种表述上的心理距离和认知距离，因为只有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产生审美感受，而不至于迷失在功利主义的现实泥淖中。

（七）、源流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规律可循的。从两个文明建设到多重社会文明的提倡，从单一经济发展到全面社会进步的强调，也意味着我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要科学反映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不能仅仅限于流程描绘，而是要强调渊源追溯。换句话说，就是要重视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有机统一，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指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这里所谓“道”，就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章氏还强调，要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从事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样必须遵循这一科学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修志工作中努力清理事物发展的源流发展，就不仅是采撷地情资料的需要，而且也是地方志文体本身的需要。首届修志的起笔上限不限，其目的在于澄清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历史脉略；而二轮志书上限设限，则是欲就同一事物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概括。但在实际上，源流问题还不宜简单理解，它还是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可资探寻的。就不同地方来说，不同行业、不同时段的发展源流迥然不同，因而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追究。凡是首届修志中，有过本源追溯的，可以直接继承；缺失本源追溯的，仍需加以追溯和补充。一些被主观忽略了的专业领域，更需要认真爬梳，全面钩沉。正本清源，既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样也是续修志工作的一个基本诉求。

（八）、生卒问题。这主要是就人物传记来说的。地方文献中人的问题的处理，包括三个层次，即量的层次、群的层次和个的层次。其中量的记述，是指用记数方式反映的整个区域社会的人的活动，诸如人口的变化等等；而群的记述，是指用集群方式反映的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人的活动，诸如对党派、群团、宗族和英模人物的反映等等。个的记述，也就是对个别历史人物的专门记述。个的记述是地方志书和历史文献的共通之处，但在记述方式上，两者又有所不同。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中称：“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但自从大兴朱筠首倡“见生之人，不当作传”，章学诚为之大力倡导和宣扬，并在《湖北通志•人物门》中“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之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大都接受了这种记人原则。建国以后，首届修志在人物传记方面，更是严格遵从了这一著述原则。凡是下限之后谢世的人物，一般都不予立传，而仅仅是列出人物简介。部分志书甚至连人物简介也未列出。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固然要强调盖棺定论，但针对不同社会界别的人物，也要有所区别。从理论上说，重视当代谢世人物的全面记载，应该是无可厚非，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当一个历史人物完成了现世功业时，我们才能较全面、较客观地判断功过是非，做出不受传主影响的褒贬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历史人物的记载都要惟生卒是别，尤其是对那些可以基本定位或定性的高龄人物，应该及时搜集其相关资料，并进行传记采写。其中科学、教育、文化等界别的人物，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人物还有所不同，人们对其所创造的成果更易甄别，社会评价也更容易作出。另外，行政级别和技术职务的高低，也常常被作为取舍立传人物的一个基本尺度，其所造成的极端结果，则是容易陷于一种官本位的窠臼，甚至会湮没掉那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二轮修志的人物取舍，应该更加重视多角度、多领域地衡量一个人物的历史贡献，凡是被无辜忽略或遭遇歧视的历史人物，都可予以增补和校正；对某些过世人物的不公正评价，也要在续修志过程中予以反拨和修正。

（九）、沿革问题。所谓沿革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的处理方面。对于志书的地域性解读，始终存在着一个沿革演变的问题。一个行业和一个地域的内外疆界，在首届修志中得到了特别强调，一切按照这个行业或这个地域本身的管辖边际来取舍，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对于相邻地域或行业的交叉、重叠问题，反而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不同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交叉重复现象，乃至区划的多重性和地理的多元化，也已成为二轮修志过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命题。在地理方面，一个地域的产业构成和资源构成，并不像自然经济状态下那样有着极大的关联度，同一地域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对称现象，需要我们从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加以关照。同一地域的阶梯性发展，也决定了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对于这种交叉现象的出现，我们更要格外留神。在区划方面，行政区划已经不是惟一的管辖手段，而经济区划、交通区划、军事区划、能源区划等等区划问题，也逐步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区域经济区划和城市功能区划，需要我们有更宏观的战略眼光和更广泛的分野意识。修志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和更大的思考范围来认识问题，才不至于将地方志书变成狭义的“坐井观天”和乡愿主义。诸如对于西安市和咸阳市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完全用行政眼光来进行判断，而要认识到两者在都市共同圈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同趋性。两个城市政府确立的“八同”（规划同筹、交通同环、信息同享、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金融同城）设想，其归宿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
的人为分割，从整个关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问题。

（十）、文野问题。此指地方志书的文风问题。首届志书编者队伍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其水平也参差不齐，因而不但当初部门编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而且整个修志队伍缺乏应有的学科知识准备。地方志书的政治宣传色彩过于浓郁（胡乔木同志曾对此有过严厉批评，认为不少地方的新编志书缺乏可读性和学术性），也造成了学术个性和思想个性的丢失。官方修志的某些弊端，在这种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也显得异常突出。一些素质较高的修志工作者，同样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本身的严重制约，无法充分展示其卓有个性的文风。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修志工作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相当骄人的业绩，但是各地编成的志书，仍然存在着文风不统一、文体不规范和内容不协调的现象。这种文风不一，文野并生状况的泛滥，影响了首届志书的学术质量，也受到了当代史志学界的批评。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在干部队伍、组织机构和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是，随着老一辈修志工作者的逐步退役，地方志编纂队伍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地方志事业的承前启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组织机构上的承接，而且需要知识结构上的承接。尤其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语体文和记述体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迁，学术界的话语方式和审视角度也在不断调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指出：“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二轮修志工作如何适应这种文风、文藻的巨大变化，做到时尚语言和历史语言的稳定过渡，长期保持一种比较朴素的、记实性的话语风格，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话题。因为地方志书的文野问题是相对而言的，文言文的通俗化曾是大势所趋，近代语体文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现代白话文的典雅化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表现，但使用这种有待规范的话语，其弊端是容易造成某些认识错位，产生一些表达误区，因而传统修志的文风、文藻在方志界的丢失，不但意味着这种著述文体的内部变革，而且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而这种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实命题。

（作者系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科长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