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
肖云儒

    在《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的终审会上，主编牟玲生同志最后讲话，他除了归纳会议各方面的意见，并对志书的修改提出具体要求，专门用很长一段话谈到一个叫杨伟名的人。
    杨伟名是个“小人物”，当时是户县农村的一个大队会计。但“位卑未敢忘忧国”。l962年他和同伴以“三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党组织写了一封《当前形势感怀》(或叫《一叶知秋》)的信，用当时农村的真切事实和自己的真知实感，深思熟虑地提出要用“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敢精神”给“捆绑得动弹不得”的国民经济“解带松腰”，要求“国家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他们还最早提出了“初期社会主义”的理念，对当时流行的“建立革命政权之后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明确表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只能是“初期的”。在那个时代，他当然在劫难逃，受到领袖的点名批判和接二连三的残酷斗争，直到死于非命。
    牟玲生主编激情地说：杨伟名40多年前的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新颖的、符合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历史已经证明，就这场领袖与农民之争来讲，真理是在有实践经验的农民手里”。有专家撰文说这封信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农民思想家，杨伟名是当之无愧的。”因而牟玲生力主将这个人编进了《人物志》，以促进社会重视杨伟名，研究杨伟名，宣传杨伟名。
    什么是史家风骨?这就是史家风骨。我们修志编史，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史家风骨。
    《人物志》的审定我参与过几次，编纂者们每次都那么认真，一次次阅读、讨论、修改，总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愧对历史。每次会议之前之后当然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决不止我看到的和感觉到的这一点点。在当前文化、出版事业都很浮躁，各种快餐文化盛行，甚至史、论一类严格要求科学性、学术性的著作也被快餐化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风骨和作风。
    这种作风来源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来源于对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的杰出人物的热爱，但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史志类著作的编辑撰写工作中，在一部“良史”中，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从历史发展长河的高度，客观、真实、全面的选择入志人物和相关素材。不但选择我们认为的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进步人物、革命人物，而且适当选择一些“小人物”，即有代表性的平民百姓和普通人(譬如杨伟名这样的人)，适当选择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史有定评的反动人物、落后人物，以充分体现地域、行业、阶层的广泛性。这就不能只靠史学专家和史志部门，不能只靠典籍、碑载文献资料，还要充分发动各级文化部门和各地知情群众，重视民间口传史料，重视活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可以汲取政治历史档案逐年解密的一些新资料。《人物志》的编纂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今后拓展史志线索和素材资源开了好头。
    历史是人写的，是鲜活的个体和群体生命在社会史和自然史中留下的各种痕迹的组合，是多种社会力量、多种性格矛盾、冲突的结果，如恩格斯说的，是社会生活中“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只有客观、真实、全面地选择入志人物，才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才有可能通过人物的描述，程度不等地揭示历史运动中一些深层的东西。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认识、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描述，要有历史进程的大视野，要在历史运动的多重矛盾的关系中、矛盾的不同阶段、矛盾的转化中，以及立传者所处时代认识论和历史观各种新的成果的基础上，来认识、评价传主。冯玉祥的丰功伟绩人所共知，但宁汉合流后，他有过一段拥蒋反共的历史。清末的升允在陕西巡抚任上镇压革命，杀人如麻，但他又支持兴办过西北大学前身的陕西大学堂，为陕人争取到了自办延长油矿的权利。这些，志书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实写传主功过，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不因功掩过，也不因过损功，不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简单地否定一切，更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坚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很是难能可贵。
    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人物的伦理道德乃至性格因素，因为人的性格面貌和伦理形象常常对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轨迹产生影响，故而我们应该注意写人物这方面的情况。但作为一部史志、尤其是作为一部以写历史人物为主的志书，主要还是应该对传主进行历史判断。传主或是直接参与、影响了某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或是从某个特定的方面凝聚了历史信息、反映了历史精神或民族精神，因而我们的着眼点和笔墨应该集中在历史评价坐标上。
    三、以客观、真实、质朴的史家笔法来写历史人物。在中国乃直至世界上、在史笔与文采结合上堪称楷模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了。《史记》的笔法，被后人誉为“龙门笔法”。由于现代史志体例的变异和这部《人物志》入选人数的浩瀚，不可能像《史记》那样对人物展开文学性的描写，而是以客观、真实为前提，采用了一种几近白描的质朴的写法，将人物的历史功过、人生轨迹和大体面貌真实地勾勒出来。许多篇什也许并不刻意讲究生动，却十分追求准确和鲜明。这构成了本书表达和语言上的特点。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写得更形象生动一些，更有趣味一些，尽可能做到史文辉映，在短小的篇幅中多少把人物的个性、特点写出来。
    《人物志》（中册）的照片收录量，较上册有了大幅度提高，达到了白万字千幅图，平均千字一幅照，一人一幅照。这使志书的真实性更具有了直观感，也顺应了读图时代文化市场的需求。
    范文澜先生说，“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所谓“古今方志半人物”，也正是说人物志在志书中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编纂人物，不但是对本国、本地经济、社会和人文、人才资源的一种发掘、梳理，也是对社会实践、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提升。历史是人创造的，民族精神是通过人来体现、来传承的。以人为本，以人为镜，就能为后来人积累各种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物志》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份好教材。
    《陕西省志·人物志》上、中、下三册现在收入和将要收入的两三千个人物中，圣、贤、君、臣、贵，儒、道、禅、侠、艺，士、农、工、商、匠，秦地几千年来的人才精华，几乎罗列殆尽，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广有影响的人物。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编纂者开阔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气度，也反映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三秦大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地处中国地域中心地和中国历史中轴线上的三秦大地，的确不愧为中国历史文化的DNA。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便是科技界和经济界的人物入志还少了些，这反映了自古以来陕西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社会政治文化中心那种重道轻器、重农抑商的特点。在这样一种历史现实面前，编纂者也是莫可奈何的，但是，它给陕西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历史性的任务。

    2005年7月25日，星期一，西安不散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