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郭鹏
吴龙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的确算是一个在地方志战线上“埋头苦干的人”，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看到他主编和撰著的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二十多本著作，看到他主持的佛坪县地方志办公室、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先后荣获的省级先进单位称号荣誉，看到他主审的二十多部专业志书，我由衷地敬佩这个貌不惊人、业绩突出的修志同行。
    熟悉郭鹏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视事业高于一切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满怀热情地工作，干一行，爱一行，成就一行。有人把他称做“工作狂”，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郭鹏出生在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用郭鹏自我解嘲的俏皮话来说：“我从小是个放牛娃，我的满腹经纶是放牛时拣来的。”1960年代，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组织分配他到当时尚不通公路的秦岭深山小县佛坪工作，他二话没说，担起行李，步行一百多里，就到了佛坪，开始了他服务社会的人生第一步。1970年代初，他首先从事教育工作，认真教学，一腔热血，埋头苦干，教学效果极佳，深受学生和社会好评。后来组织上把他选调到县委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借此机会，他大量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一头扎进理论的海洋中，从此，他感到自己的思维方式方法得到了升华提高。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地方志为何物，当郭鹏发现县档案馆藏有清代编纂的三十三卷本《汉中府志》和《佛坪厅志》时，便借出阅读，研究了解地方历史，从此对地方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感受到了地方志书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历史意义。
    后来，组织上看中他踏实认真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和过硬的文字功力，把他选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先后任秘书、副主任（主持工作），他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十一年间，县政府的各种文件大都出自他手。此期间，他在协助编纂《佛坪县地名志》时，再次翻阅《汉中府志》《佛坪厅志》，更进一步对地方志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克难奋进，编修县志
     
    1980年代初，全国修志工作起始。1984年初，县上为物色主修人选，把全县干部排了个遍，找不到适合人选。县委领导征求郭鹏的意见，并说：“你就给咱双挎印吧!”郭鹏鉴于自己对地方志已经有所了解，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他便兼任起了县志办公室主任、主编。
    郭鹏向来对工作的态度是：要干，就要尽心尽力干好，绝不敷衍塞责。政府办公室的工作繁忙责重，他处理得有条不紊，深得领导赞许；对地方志办公室，虽是兼职，但他也倾注了极大心力。当时地方志工作处于草创之时，万事开头难。他一边物色选调编辑、聘请人员、寻找房子、购置办公用具，一边亲自起草编纂方案和篇目，落实各部门各单位任务；在他组织的培训会上，讲授方志知识和编纂方法，硬是在这个山区小县把修志工作铺了开来。
    政府办公室工作自然不能失误，地方志工作更不能忽视，郭鹏真正是两手抓、两手干。每天上班伊始，先安排好政府办公室工作，处理完紧急公务后，就坐到地方志办公室，与编辑们商谈研究县志工作，或查阅资料；晚上，在家编纂或修改县志稿，进行总纂、校对。
    1987年，郭鹏看到县志办公室人力不足（仅四人），编纂工作难度大，进度慢，为加快进度，集中精力搞好县志编纂工作，他主动向领导提出，不再担任县政府办公室领导职务，专门从事县志编纂工作。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从此，他更是日以继夜地一心扑在县志上，没明没夜地埋头苦干，组织编纂，检查督促，调查研究，查阅资料，亲自纂稿，审稿修改，校对补充，甚至亲自油印初稿，硬是带领全办公室拼搏了两年时间，一部八十三万字的《佛坪县志》终于成稿，其中郭鹏亲自撰稿达40%以上，全部志稿他都逐字逐句认真修改校正了六遍。他撰写的高屋建瓴的策论式《佛坪县志·总述》在《中国地方志》杂志刊登后，全国不少县市纷纷仿效，有的同行还把他们的县志概述初稿寄到佛坪，请郭鹏帮助修改提高。1990年代，《佛坪县志·总述》被方志界称为当时志书概述的四大模式的代表作之一。
    在郭鹏的精心组织和雕凿下，《佛坪县志》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后，以其独具特色的高质量获得社会各界的称赞。虽然这是一个仅有三万多人、建制不足两百年的深山小县，历史资料奇缺，但它是秦岭大熊猫的故乡，有着以中药材为主的丰富的林特资源。在郭鹏的笔下，该志翔实而全面地记述了佛坪方方面面的历史与现状，其体例规范，结构合理，叙事准确，文字精练，文风朴实，地方特色浓烈，可读性极强。2002年，该志被评为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受到奖励。

     知难而上，编纂地区志
     
    1991年，《佛坪县志》送入出版社后，郭鹏被调入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他一到汉中，就向领导提出了转变工作中心，开展以编纂《汉中地区志》为重心的工作思路。1994年12月，陕西省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明确要求尚未开始编纂地市级志书的，要尽快落实编纂任务。郭鹏参会返汉后，征得志办领导同意，立即向汉中行署起草了启动《汉中地区志》编修工作的报告，在1995年7月汉中行署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编纂《汉中地区志》的议案，并确定郭鹏作为副主编，从此，这项工作才正式列入了汉中地方志工作的日程。
    凡决定了的事，郭鹏就拿出十足的劲头去干。他起草编修方案和篇目，提请行署下发执行。然后，逐个部门督促，落实人员，落实资料任务。当时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仅有三人，他与领导一同，物色并聘请人员，组建编辑部，搜集资料，开始了试写工作。
    1996年，汉中地区改制为汉中市。1998年，组织上指派郭鹏为市地方志办公室临时负责人。当时办公室仅有正式干部两人、临时雇聘人员四人。他看到三年时间过去了，《汉中地区志》编纂进度仍然缓慢，各部门应做的工作大部分停滞未动。于是，他请示主管市长，征得同意后，立即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由常务副市长进行修志工作动员，一场大规模的修志工作才真正展开。动员会后，郭鹏立即深入市级各部门，再次逐个落实提供资料或初稿的人员。鉴于各部门对这项工作不熟悉的实际情况，他又组织培训，或几个部门联合，或单独开展，先后组织培训四十多场，他亲自授课，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郭鹏带领全体人员，一边抓检查督促指导，一边亲自撰稿，抓总纂，审改初稿。到2002年，近四百万字的《汉中地区志》初稿编成，期间，郭鹏先后修改了五稿。此后两年间，在市政府初审、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以及出版社审定过程中，郭鹏又亲自详细审改校对七遍，并补充了大量史料，最终形成三百六十万字的成稿。有人给他算了一笔时间账：以每天修改一万字计，三百六十万字的稿子，阅改一遍就得一年。十二遍审改，就得十二年！
    从《汉中地区志》编修伊始，郭鹏就把“高质量、出名志”定为奋斗目标，他决心为汉中留下一部永作镜鉴、资治存史、全面系统的地方文献。在遵循地方志普遍编纂规则的情况下，为了大胆继承和创新，他明确提出，本志重视经济部类记述，但绝不轻视人文部类记述；重视对成绩记述，但绝不忽视对教训记述；既重视表述的准确性，又要注重文采可读性；既用文字记述存史，同时要用历史图照等直观资料存史，要使这部志书融资政书、资料书、地方百科全书为一体，融实用性、文献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为了这个目标，郭鹏千方百计搜罗资料，研究编纂方法，对历代正史以及与汉中有关的其他历史文献、地方志书，都广为搜集查阅摘录；汉中境内的几乎所有历史遗迹、碑石，他都亲临考察，访求拓片，用以核对入志内容，务求准确无误。
    在处理志书的整体性过程中，他感到：对解放后的各经济部类数字，不能简单地随意选年列表记述，一是五十多年间，各时期货币币值变化很大，1950年代的一元钱与1990年代的一元钱，绝对不是等值的；二是杂乱无内在联系的选年数字，使读者无法对同一年份的经济状况作系统分析研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借鉴统计学中的等距抽样法，各卷中的统计表均选取公元年份中逢五、逢十的年份数字，在《物价》章中，同样选录逢五逢十年份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物价，作为参照系，这样整部志书前后一致，浑然一体，为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配套数据资料。许多志书在记述经济部类时，最常见的通病是罗列数字，记成流水账式的所谓发展过程，使人读起来味同嚼蜡。为解决这一难题，郭鹏在经济部类的记述中，广泛搜集有关本地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史料，录入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人为活动的资料；即使在自然部类记述中，也穿插必要的人文活动史料。这样既记述全面，又内容丰富，可读性强。解放后的失误挫折教训记不记？这一直是地方志记述中的一个敏感区域，许多方志工作者认为，地方志是官方修志，就不要自己给自己抹黑，以记述成绩为好。郭鹏认为，地方志正因为是官方修志，就更应当正视和总结前进道路上的教训与挫折，给后人提供借鉴，把历史教训作为镜子，不致重蹈覆辙；再则，志属信史，一些危害多年的“左”的失误，如果不在地方志中反映，则显然“信史不信”，何以存史？这是有悖修志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为此，在郭鹏编纂的《汉中地区志》中，对建国后的成绩如实记述，对教训也予以恰当的反映。如1950～1960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农村集体食堂、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毁林开荒、围河造田、乱砍乱伐、毁坏文物遗迹情况，计划经济时期统得过死，高指标，物资匮乏情况等，都在志书中实事求是地进行记载，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尤其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武斗十分严重，打死打伤几千人，烧炸房屋上千间，中央专门为制止武斗颁发了《七二四布告》。对这长达十年的浩劫，地方志如不记述，就造成历史的空白，就绝不是信史。因而他在《汉中地区志》中，附录了《汉中文化大革命纪略》，全面真实地予以记述。
    在如何解决地方志记述与当前经济活动与旅游宣传中口径矛盾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地方志工作者头痛的事。有的行政领导认为，地方志既然是官书，就要为发展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推销产品、开拓市场、搞活旅游服务，要求地方志无须考虑历史真实，要打名人牌子，怎么宣传有利搞活经济、吸引客商就怎么记述，如给一些商品加上“贡品”等称谓，把一些景点渲染成某名人的遗迹等。郭鹏以方志工作者的严谨态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历史真实记述。他常说，地方志上的结论性记述，必须如法官定案一样，要做到铁证如山，绝不能随主观需要定案。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就定案；无铁的依据，就摈弃，或存疑，或诸说并存，绝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在整部《汉中地区志》中，郭鹏对汉中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都在志书中予以廓清，还历史本来面目。
    图照，这是新编地方志直观反映历史与现实的很好手段，是比旧志更优越的一个突出体现。许多志书对此重视不够，虽都有一些图照，但为数不多，质量不高，尤其历史图照少。郭鹏从编纂之初就千方百计搜集汉中历史图照，几年间，搜集及亲自拍摄图照三千多幅，选择了一千多幅，用了百余码彩页，以及大批随文插照，直观真实地记载了汉中百余年历史。当他得知有人复制有清光绪元年（1875）俄罗斯考察队在汉中拍摄的一批照片后，前后多次走访，锲而不舍地做工作，直到志书开印的前几天，终于拿到这批珍贵照片，补入志书。当他得知澳门某机构有百余幅近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拍摄的汉中照片的消息后，立即联系，得到了全部照片的印件，这批照片，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百年前汉中城乡面貌、人民生产生活、民风民俗、宗教活动等多方面等情况，是极其珍贵的史料，郭鹏从其中选用了一批照片载入《汉中地区志》，作为汉中历史的真实记录。他还亲自搜集到民国时期的一批资料照片，其中有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征集到的1930年代的汉中照片。他还在热心人协助下，征集到一位老画家绘制的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场景照，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这些图照，使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看到了百年前汉中的真实面貌，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在郭鹏的精心努力下，《汉中地区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图文并茂的优秀志书。
    这部志书，经过郭鹏的千锤百炼，没有官话、套话，没有空言、浮言，文风严谨朴实，史实准确翔实，表述规范划一，科学性、逻辑性、整体性极强，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方志工作者埋头苦干的精神、运筹帷幄的心计、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以及高超的行政组织实施的能力。正如人们所公认的：这是郭鹏近十年来用心血奉献给社会和历史的一部礼物。

     审志把关，一丝不苟
     
    自1980年代后期起，郭鹏就参与了汉中各县志书的复审工作。尤其1991年调入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后，县市志的复审、专业志的终审，一部接着一部。郭鹏对审稿工作极端负责，审阅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他的审核意见考据清楚，史料准确，可操作性强，极大地提高了志稿的质量。
    由于郭鹏较高的地方志审稿水平，1990年代初，被省地方志办公室聘为特约终审人员，代表省上终审志稿三部。同样，他对每部志稿都写出了几万字的很具水平的审稿报告，从志书的观点、史实、体例，到文字、图表，都严格把关，受到了省志办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后，就在郭鹏担任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挑起《汉中地区志》重担的同时，滞后的《留坝县志》还未完稿，为了全面完成全市第一轮修志任务，郭鹏主动协助该县编纂，先后对该志稿进行三遍大的通审通改，加快了编纂进度，使之顺利地出版。与此同时，《汉中邮电志》《汉中烟草志》《汉中道路交通管理志》《汉中军事志》《汉中交通志》《汉中图书馆志》《汉中中心书店志》等专业志都是在郭鹏的直接协助、参与、多遍修改补充下完成的。
    几年间，郭鹏复审县志十部，终审县市志三部、专业志十二部。凡经过郭鹏审改的志书，普遍质量较高，错误较少，编排合理、文字干练。在这些志书中，都凝结着郭鹏的心血和汗水。

     开办《年鉴》，服务当代
     
    还是在1998年，《汉中地区志》紧张地启动后，因为其下限定为1995年，郭鹏考虑到，如果现在不把现实资料采取编纂年鉴的形式征集回来，以后要续修志书难度就大了。于是，他又向主管市长请缨，为市政府编纂出版《汉中年鉴》，一年一部，得到了市政府同意。于是，在郭鹏的肩上，又挑起了一付千斤重担。方志办人员没增加一个，房没增加一间，还是一名主任，一名干事，外聘一名编辑（2003年才增加一名副主任、两名干事）。从培训抓起，到征集全市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十一个县区入鉴资料，到编辑、审改、编排、版式、校对、拍照、彩页设计、联系出版印刷、发行，一应工作，都是郭鹏亲自组织、亲自动手，从《汉中地区志》下限后的次年（1996）起，每年六十到八十万字，迄今已出版八卷，五百多万字。《年鉴》的出版，既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提供了最新的地情资料，又为下一轮修志积累了大量资料，是一项一举双得的好事。
    郭鹏设计的《年鉴》，自有他独到的特色。他考虑到既然《年鉴》担负着为下一轮修志积累资料的任务，因此，修志内容的需要应是其设计的出发点之一。除普遍做法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汉中年鉴》专门设计了“艺文”“地方史志编研”“调查研究”等卷，每期都录入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存史资料。在他的言传身教和督促指导下，汉中市十个县区都编纂出版了年鉴，既推动了县区地方志工作，又把志书与年鉴衔接了起来。
    郭鹏的眼光可谓远矣，在地方志工作方面，他干着今天的，想到明天的，准备着后天的，承前启后，承上启下，为了地方志事业长久健康发展，他不惜自加负担，顽强拼搏，开创新局面。

     整理旧志，抢救典籍
     
    郭鹏从1980年代就有个明确理念：旧志及历史典籍的整理，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继承、发掘传统文化宝藏、为当代事业服务的重要途径。同时，他常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地方志工作者，必须对本地历史上的所有志书及其内容了如指掌，摘其有用者继承，并在新编志书中予以记载。汉中从晋代《华阳国志·汉中志》到民国时，先后编纂地方志书约六十余部，但由于历史原因，现留存下来的不足半数。这些留存下来的志书，是前人留给汉中的宝贵财富。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的变蚀，加之文字表述形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懂旧志，有的旧志直接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看到此情况，郭鹏以一个地方志工作者的责任心，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尽力为汉中多抢救和保存一些旧志和典籍。对全市各县区历史上的旧志，郭鹏几乎全部搜寻复印、阅读，并在编纂《汉中地区志》中使用其有用资料，提高了该志的历史厚重度。
    早在1985年郭鹏在佛坪县时，他就把清光绪年间编修的《佛坪厅志》全书用小楷一丝不苟地抄出，边点边校，整理出版，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旧志整理的前面。1993年，他又同南郑县志办公室一道，整理校注了民国十年的《续修南郑县志》，由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留坝县志办公室着手整理校注清代《留坝厅志》，由于缺乏经验和资料，请求郭鹏协助。郭鹏以他对地方志工作的极端热忱、对下属工作热情支持的一贯态度，在本身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他白天审改校对《汉中地区志》和《汉中年鉴》稿，晚上在家查阅资料，校注《留坝厅志》，每天晚上，他都工作到凌晨一点钟左右。经过大半年的加夜班，终于完成了所担负的校注任务。
    清代嘉庆《汉中府志》，三十三卷，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曾被林则徐誉为当时全国三大名志之首，也是汉中现存志书中最为详尽的一部。还在1981年，郭鹏尚未从事地方志工作时，就对该志中的《劝民栽桑示》一文（康熙时汉中知府撰）加以整理，提供给当时的汉中地委研究室，在地委《调查研究》刊物上登出，推动了当时发展蚕桑事业。2005年，当《汉中地区志》付印之后，他又立即筹措嘉庆《汉中府志》的整理校勘工作，决心把这部行将散佚的传世文献永存世间。
    除旧志之外，郭鹏对有关汉中的历史典籍十分关注，常在工作之余，夜深人静之时，埋头翻阅整理旧典。十多年来，他先后整理出版了清代《褒谷古迹辑略校注》《思痛录》及《古籍中的汉中遗闻趣事》；整理出了《拜将坛诗文选》（待出版）、清代《武侯祠墓志校注》（待出版），还同略阳县志办公室共同整理出版了《兴州诗文选注》（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此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版了晋代高僧的《<佛国记>译注》、唐代《寒山诗注释》《白话<地藏本愿经·四十二章经>》等佛教文化典籍，分别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长春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出版。

     注重考察，务求翔实
     
    郭鹏在编纂实践中深深感到，前代的方志作品中，讹误不少，给后人造成了很多麻烦。他分析这些讹误的产生，或是编纂者主观上想抬高当地的声誉而妄攀名人名事，或是编纂者抄袭成文，沿袭错讹，未作实地考察所致。古代交通不便，实地考察有很大难度。今天，我们编纂地方志，理应还历史本来面目，正确翔实记述，纠正古人错讹；现在的交通条件为给我们提供了实地考察的便利。汉中，历史积淀深厚，文物遗迹甚多。为了在志书中准确记述，他常常亲临实地，验证旧志，在遗迹现场查看抄录碑文，拍摄资料照片。1986年，为搞清清代佛坪县建制初期情况，他亲自带领县志办公室人员，往返步行近两百里山路，翻越秦岭主脊，来到太白山脚下的佛坪老县城，调查访问，拍照，拓片，丈量，取得了大量佛坪建制早期第一手资料。在汉中地方志办公室的十多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全市百余处文物景点，核对了所有能找到的史料。南郑的乾明寺、洋县的酆都山，汉台区的天台山，留坝的紫柏山等，这些汉中的著名古遗迹，大都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陡峭高山上，郭鹏都不辞劳苦，攀登顶峰，进行考察。2003年1月7日，《汉中地区志》即将定稿时，其中《人物》卷中《陈才芳传》的传主（清代凉州府知府，曾撰著《思痛录》）的卒年未查出。当他得知陈的墓址后，立即驱车近百里前往考察，其墓地早已废为荒邱。无意间，他在墓地附近一户人家屋檐下发现两方石板，经主人家同意后，撬开一看，正是当年埋在陈墓内的墓志铭。细审铭文，不但搞清了陈的生平行状，而且搞清了陈的生卒年月日，十分巧合的是，陈的卒年正是1903年1月18日，整整一百年。同行的人感慨地说：“陈才芳有灵，冥冥之中，他知道你这个后世的大秀才正在给他立传呢！”一次，郭鹏在调查中得知，位于汉中城内明代瑞王府门前的大石狮子，早些年被埋在某座楼房的第二间房下。汉中城市街道扩建拆迁时，郭鹏将这一信息书面反映给市长，市长批示给城建部门，施工人员按郭提供的准确位置，果然挖出了这一不可多得明代重量级文物。
    由于郭鹏注重实地考察，在他主编的《佛坪县志》《汉中地区志》和撰写的有关汉中历史的文章中，记述准确翔实，同时还据实纠正了古人记述中的不少讹误。

     史志研究，成果累累
     
    郭鹏向来有一个观点：要搞好任何一项工作，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内行，精通业务，甚至成为专家，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只能是瞎指挥，只能贻误事业。他从编纂《佛坪县志》起，就十分注重方志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方志理论，钻研历史学，研究史料，学习成功经验，并把学习体会及所得整理成文，先后在全国十多家地方志刊物上发表。当时，对地方志如何记述“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全国许多志书采取了回避态度，不敢面对祸害十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巨大灾难的浩劫。郭鹏认为：地方志如果不反映，就是抹杀历史，起码不是如实记述历史，就起不到“信史”的作用。他先后撰写了《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研究综论》《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之我见》两篇文章，在《方志研究》、《广西地方志》等杂志上发表。当他看到一些新编地方志在体例、逻辑、选材、表述、设计等方面有许多不合理的问题时，就撰写了《新编地方志总体设计及编纂原则探讨》，在《福建史志》刊登，并被几省刊物转载，受到方志界的重视。他的《方志文学初探》一文，第一次对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涉及的大量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倡导地方志工作者，关注这一领域，在编纂地方志的同时，积累当地古今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为宣传当地、开发当地、发展旅游，做出应有贡献。他撰写的《地域文化与地方志》一文，对于当前利用地方志，研究和发展地域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十多年来，郭鹏根据自己的实践，对志书编纂中一系列实际问题如何处理，提出自己的观点，对省内外的十多部新编志书撰写了评论，共撰写了三十多篇方志理论文章，先后在全国十多家地方志刊物上发表，其中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六篇，《方志研究》杂志发表七篇，这些文章对第一轮修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郭鹏常说：作为一个地方志工作者，必须熟悉地方历史，才能正确记述历史；地方志对当地历史的记载，带有政府官方结论的性质，其对与错，直接影响今后千百年世世代代。为此，郭鹏二十多年来，极其重视对当地历史的研究，历代史书、类书、省府州厅县志书，甚至笔记小说、诗词歌赋、金石文献、宗教、科技等资料，他都翻阅，寻找摘抄关于汉中的资料，并进行比较考证。他撰著的《古籍中的汉中遗闻趣事》一书，就是在阅读宋代《太平广记》等大量笔记小说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近几年来汉中市委、市政府确定“汉、绿、水”“弘扬汉文化”的发展思路，郭鹏在全面研究汉中汉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一书，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为汉中社会各界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书。他编纂、整理出版的《太平军在汉中》《思痛录》两本书，为研究太平天国西征军在陕南的活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他主编的《汉中古今人物》一书，在汉中获得普遍重视。他还与人合作，共同编著或审稿出版了有关汉中历史的《城固五门堰》《张骞》《千古石门》等书，与汉中诗词学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六期《天汉诗词》杂志，为宣传汉中历史文化，付出了不少心血。
    二十多年来，郭鹏先后应邀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十二次，其中应邀赴日本参会一次；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汉中历史研究论文五十多篇，内容涉及军事、道路交通、邮驿、宗教、民俗、金石、文化、书法、诗词、人物、文物遗迹、资源等许多方面。有的论文独树一帜，颇有见地，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他撰写的《陆游三桩公案试析》一文，为被历代定为权奸的南宋宰相、抗金中坚韩侘胄翻案，该文在国际陆游学术会议发表后，被收入文献出版社《诗雄与雄诗》一书中，受到一些宋史专家的重视。他撰写的《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与“敛兵聚谷”刍议·兼论对姜维的评价》一文，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驳斥了“姜维亡蜀”论，被《成都大学学报》作为重点文章发表。《陆游汉中抗金实践奠定了爱国诗人地位》《拓宽石门研究领域，充分认识汉中的历史地位》《汉中历代建制沿革研究》《南怀谦用照片写真汉中的外国人》《汉中应长“大树》等文章，都在汉中学术界、文化界以及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郭鹏印象，貌不惊人
     
    曾在1991年初，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郭鹏刚由佛坪这个深山小县调到汉中，一位看过郭鹏的许多文章著述的文史界领导，初见郭鹏，惊讶而风趣地说：我还以为你是三头六臂，原来如此貌不惊人！可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郭鹏，干出了惊人的业绩，许多人把他当作一个谜。
    确实，郭鹏一米六○的个头，和他初接触，你会感到他言语木讷、表情呆板、反应迟钝，没有潇洒伟岸的的外表风度，没有伶牙俐齿口若悬河的风采，没有翻手云雨颐指气使的领导气概。但随着你和他进一步的接触，你会感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热情诚恳、朴实无华的长者，一位极端敬业的干部，一位视事业为第二生命的学者，一位对工作负责认真的领导。
    作为领导，他从1980年代初以来，先后担任县市志办主任、党组书记，从不以职务傲人、压人、训人，不做甩手掌柜，总是以诚待人，身体力行，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那“不令而行”的领导艺术。凡工作上需要决策的事，他总是和其他领导或同志们商量着办，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意见。他以工作为轴心，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为完成任务齐心协力。他领导的县志办，1980年代就被评为地区级、省级先进单位，受到行署、省地方志办公室的表彰；他领导的市志办，1999年受到市政府表彰，2005年，又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受到省人事厅、省地方志办公室的表彰。他所领导的全市地方志工作，虽县区机构不顺，但他把大家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工作干得蓬蓬勃勃、有条不紊；全市十一个县区，有十个都编纂出版年鉴，为第二轮修志作准备，是全省编纂出版年鉴最多的市；在《陕西史志》杂志上，汉中方志工作者是重要的作者集群，发表的文章也是全省各市中数量最多的。
    作为学者，他是全省地方志系统少有的正高级职称拥有者之一。在汉中，凡与文化（尤其历史文化）有关的活动，大都邀请郭鹏参与，听取他的意见。他主编的两部志书、八部年鉴，七部丛书，七部个人专著，两部合著，近两百篇（首）文章、诗词，其字数超过了两千万万字；还有审稿二十多部，近两千万字。这是心血与汗水的体现，是时间和生命的透支。在他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书房中的六个大书柜，几乎触及屋顶，里外两层排满了书。
    作为干部，每天，工作他干得最多，上班他到得最早，下班他走得最迟。节假日、双休日，他在工作；晚上，他在加班。绝大多数夜晚他都是凌晨一点左右在妻子一再督促下才休息。为编纂和出版工作需要，他下功夫研究相关学科和知识，研究宗教，研究版式设计，研究印刷，掌握照相技术、美术编辑技术。从1997年起，他学习并掌握电脑技术、图文处理技术，现已达到熟练操作水平。在单位，他既是领导，又是干事，是编辑，甚至是打字员。总之，凡地方志工作需要的，他都学、都干。外地一位地方志办公室领导曾问过郭鹏：“你一年出那么多成果、干那么多事，难道不睡觉地工作？”许多人把他称“工作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用他的话来说：“搞地方志，作学问，是我的兴趣、爱好！”
    作为长者，他关心同志。谁有困难，他尽力帮助解决；实在解决不了，说明情况。凡事常为别人考虑，体谅别人，理解别人。来志办查阅资料、咨询历史的人，无论是熟悉人，还是陌生人，无论是本市人，还是外地人，他都热情接待，毫不保留地为来者服务。他常说：“知识，是社会的。保守知识是最狭隘的心态。只有无私地面向社会，自己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待人诚恳、朴实，大家更多的是把他当朋友，当老师，当长者。凡与他接触的，大都把他称老师。“老师”，这是多么难得的称谓啊！
    “我是个放牛娃出身的书呆子！”虽然郭鹏这样开涮自己，但郭鹏的业绩、能力和人品，又谁能把他和“书呆子”联系在一起呢？只不过在物欲横流的风潮中，在那些看重权利金钱、追求享受的人眼里，郭鹏的行为太不合时宜了。
    今年，郭鹏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国家人事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表彰。我想，这种表彰，正是在倡导：愿全国方志界多一些郭鹏这样埋头苦干、志在奉献的“书呆子”！

（作者单位：石泉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