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陕西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暨省地方志馆开馆仪式在西安市西大街七十号正式举行。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焦博武主持了开馆仪式，副主任史天社宣读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贺信，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刘培仓就建馆、布展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振江为陕西省地方志馆揭牌，省政协副主席李晓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牟玲生为新编地方志成果展揭牌。仪式简洁、明快，在喧阗的锣鼓声中结束。

　　上午十时许，省委副书记、省长袁纯清驱车专程视察了陕西省地方志馆暨陕西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刘培仓等的陪同下，他兴致勃勃地走进展览大厅，在省级综合展台、省军区、省武警总队展台及十一个市区展台前，他都驻足观看，详细询问编纂工作情况以及地方志馆的馆藏、读者容量和开放时间等等。当刘培仓主任介绍陕西省地方志历届编委会，并特别提到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陈元方同志时，袁省长频频点头，非常高兴。

　　袁省长在省级地方志综合展台和省军区、省武警总队展台前问：“我们是每年都要出吗？”刘培仓主任说：“年鉴是一年一本。我们全省首轮地方志书八十九卷，九十多册。”

　　走到年鉴展台时，他问道：“你们跟年鉴是什么关系？年鉴归地方志管吗？”刘主任回答说：“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地方志工作的一部分。”站在一旁的省地方志原主任周伯光插话说：“年鉴、地方志的编委会主任，都是省政府领导。”

　　看到宝鸡展柜时，袁省长问：“你们一般志书印多少份？”宝鸡市志办刘改荣主任回答：“四千册。”袁省长又问：“你们现在的县志编的全不全？”刘改荣说：“第一轮全部编完了，现在正在编第二轮”。袁省长说：“县志也是很重要的。”

　　到延安展台时，袁省长问：“你们最早的志书是什么时间的？”延安市志办王世明主任回答：“《延安府志》，最早的是清道光年间的。”袁省长点头说：“哦，清代。”

　　袁省长走到咸阳、渭南展台，听取咸阳市志办张英民介绍《咸阳大辞典》和《咸阳百年图志》，以及各县县志编写情况，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介绍各县年鉴、资料丛书情况，频频点头称许。

　　看到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周伯光书写的北宋关中儒学大师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时，袁省长说：“字写的好哇。这是很有名的几句话，说的很全哪。”

　　看到榆林展台时，他问：“《延绥府志》最早是什么时间的？”榆林市志办高峻副主任说：“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比这个更早的还有吗？”“有。有明代万历三十年的，也是榆林最早的志书。”

　　到汉中馆时，汉中市志办姜发贵主任趋前迎候，袁省长握手道：“你们志办主任都来了？”陪同的刘培仓主任说：“这是我们地方志系统的大事、喜事啊。”看到汉中志办原主任郭鹏的照片时，刘主任介绍说：“这是全国地方志十佳先进个人。”袁省长称道：“好啊，好啊。”

　　走到杨凌展台，刘主任介绍说：“这是我们最小的兄弟市，杨凌。”杨陵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志办刘琦主任汇报了情况，袁省长点头说：“好！”

　　随即，刘主任介绍了历年陕西省政府有关地方志的文件，并说《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是袁省长签发的。转至商洛展台前，袁省长问：“就这样一个馆是吧？”刘主任说：“我们还有一个阅览室。”

　　到铜川展台后，刘主任打开柜台，袁省长取出一册《同官县志》，信手翻了一翻。铜川市志办谢长山主任解释说：“同官就是铜川。”袁省长说：“是从一个县发展为一个市啊。”

　　看到西安馆时，西安市志办孙亚伟主任说：“西安市志首轮志书，一共七册，九百万字。”刘培仓主任补充说：“西安市志的部头最大。”袁省长看了后说：“好啊！”

　　刘主任还专门向袁省长专门介绍了获得全国、全军奖励的汉中市志办原主任郭鹏、省军区史志办主任王玉杰大校，以及获得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主任，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已故蓝田县志办贺民贤主任等英模人物。

　　参观展台后，袁省长听了渭南市志办刘百宽主任介绍手书《祖国颂》，问：“这个是你写的啊，是正楷书法啊。你临的什么贴？用的是什么笔？” 刘百宽连忙回道：“字、词都是我写的。我学的柳体，用的是羊毫。这比习惯上使用的狼毫，需要更深的功夫。”袁省长又看了商洛市志办杨建国主任的行草，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文人啊！”

　　上了三楼阅览室，袁省长手指报刊阅览架，关切地问：“你们阅览室刚开馆，估计会来多少人啊？主要是写史的人来吧？一般的人会不会到这里来？搜集资料的人有可能都来查，外省的包括地方的，是不是都会来查？这是一个窗口啊。陕西历史很丰富啊，近代在陕西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啊。这个内容十分丰富，方志工作者要客观记述，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地方志作为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在资政、育人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相信省地方志馆的开馆，必将对人们进一步了解陕西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科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说到旧志文献，刘培仓主任说：“陕西旧志有五百八十多种，有的分布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图书馆。”袁省长说：“旧志要加以整理。需要到国外采集回来的，还是要采集的。”

　　谈及志书出版阅读，他询问省志是否已经出齐？刘主任说：“一般省志印刷三千册，经过二十多年，迄今所剩无几。要给中央领导、省上主要领导配送一套完整的图书，很困难的。”

　　袁省长说：“应该重印的就要重印。编年鉴、地方志，这个经费应该是政府拿的。政府要起一个保证作用，应该确保地方志的经费。这也是记录、爱护自己的工作过程啊。要想发展，要想面向未来，就要挖掘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这不光是一个保存的问题，还要发挥好它的作用。方志馆虽小，但却是历史的浓缩。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根系所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依托这一资源，我们既可以借鉴历史上的有益经验，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吸取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以史为鉴，少走弯路。我们不是要重复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有些历史过程有失误的，我们就应该加以修正，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啊。一个叫做诠释历史，一个叫做发扬光大。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以后的发展要更加科学、更加顺畅。”

　　袁省长还说：“地方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是很有意义的。搞地方志，跟其他工作相比，可能是坐冷板凳，但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可以做，第二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做这个啊，本身也在长学问。所以搞地方志，起码要了解历史。要通过研究历史，成为专家、成为学问家。刚才我看你们字写的很漂亮，现在写字也好、作画也好、写文章也好，都有一个‘静’字，要静下来。搞地方志，搞史，首先要创造条件，让人静下来，静下来做学问。要把历史记录下来，记下来就是学问。”

　　随后，袁省长又参观了阅览室的上架图书。当他翻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孤本志书时，问：“这些国家图书馆的书，是你们买来的吧？这是怎么印出来的？是木刻版吗？”负责阅览室工作的张世民副处长回答说：“这是国家图书馆新版影印的，都是孤本书，限量发行。此外，还有台湾版的旧志。”袁省长说：“所以你们这些地方志的同志们哪，有时间应该看看这些图书，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他又对陪同的刘培仓主任说：“你刘培仓首先要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刘主任说：“我要好好努力。”袁省长说：“一个大学老师研究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就能够成为专家教授，你们也应该成为专家。在哪里都可以有所作为，都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而且你们守着的，是这么丰富的历史史料啊。”

　　他对刘培仓主任说：“你让我给你们题词，我的字写不好，没有给人题过词，就说我过来看一看，这表明我是关心你们、重视你们的。”在楼道，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修志是要资政，就是支持现在的行政，总结历史的经验。资政就是支持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有一个叫育人，也就是教育我们现在的人和后人。”

　　走到办公区，袁省长与年鉴编辑部工作人员亲切地握了握手。他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啊？”刘主任回答说：“三十五个。”袁省长说：“三十五个？你们人手不够，还可以花钱请别人做一些事情。实际上，第一你们要做研究，第二还可以‘发包’啊。借助社会力量，比如大学有那么多研究历史的教授，还有档案馆搞历史的人，你们聘请人，这个钱是可以花的。这个钱是小钱，很有必要花一些。如果不借助社会力量，你自己怎么都搞不过来。你们自己起一个‘派工’的作用啊。这样做事灵便，便于你们搞研究。”

　　参观完毕后，袁省长一行走出方志馆大楼，在众人的鼓掌声、锣鼓声中驱车缓缓离去。

　　另悉，出席这次开馆仪式的有全省各市志办主任、省直部门修志机构和厅局领导百余人。会前收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北京、天津等十五家外省市修志机构发来贺电、贺信，上海市志办派人专程参加了开馆仪式，并赠送了上海的志书。（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地方志》杂志主编、市县志处副处长、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