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全面回顾陕西省年鉴事业的发展状况，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年鉴事业发展，使其适应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出版物。它博采众长、功能齐全，具有资料权威、存史致用、连续出版等特点。

　　有关资料显示：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起源于欧洲，最早出现于英国，至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中国则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有年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年鉴事业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是中国年鉴事业真正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陕西年鉴事业同样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少）到大（多），已逐渐呈现出蓬勃繁荣发展景象。据笔者多年来的年鉴工作实践，并通过今年近半年时间对有关方面的调研等，现就陕西年鉴事业的发展概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做一探析：

　　一、 发展概况

　　1、陕西年鉴事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陕西年鉴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步伐，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应该说起步较晚，当时，全国已有近百种年鉴面世。

　　陕西出现的首部年鉴，是1985年由西安铁路局编辑的专业性年鉴《西安铁路局年鉴》。随后的二三年间，相继诞生了由省教育厅主持编纂的《陕西教育年鉴》和省统计局主持编纂的《陕西统计年鉴》，以及由省政府主办的《陕西年鉴》等。《陕西年鉴》则作为陕西省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从1987年创办初期，就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1989年，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陕西年鉴》成为陕西省第一部也是至今惟一一部拥有国内、国际统一标准刊号的连续出版物，也可以说是一部全面反映陕西的大型综合资料性年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至今已连续出版22卷（每年1卷）。

　　2、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直至跨入新世纪的8年间，陕西年鉴事业逐步进入快车道，且已呈现出蓬勃繁荣发展态势。据了解，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以及省市专业年鉴、统计年鉴在此期间犹如雨后春笋，其中，90年代创办的综合性年鉴分别是：《西安年鉴》、《汉中年鉴》、《安康年鉴》、《宝鸡年鉴》、《渭南年鉴》、《城固年鉴》、《西乡年鉴》、《商州年鉴》、《商南年鉴》、《南郑年鉴》、《黄陵年鉴》、《神木年鉴》、《略阳年鉴》、《蒲城年鉴》、《汉台年鉴》、《大荔年鉴》、《勉县年鉴》、《澄城年鉴》、《岐山年鉴》、《留坝年鉴》、《眉县年鉴》等；专业性年鉴有：《陕西历史学年鉴》、《陕西省戏剧年鉴》、《西北高校图书馆年鉴》（后易名为《陕西高校图书馆年鉴》）、《陕西邮电年鉴》、《陕西邮政年鉴》）、《陕西救灾年鉴》、《陕西广播电视年鉴》、《陕西经济年鉴》、《陕西经贸年鉴》等；另外还有《西安统计年鉴》、《安康统计年鉴》等。其间各类年鉴合计30多种。

　　2000年至2008年相继创办的综合性年鉴为：《咸阳年鉴》、《延安年鉴》、《榆林年鉴》、《铜川年鉴》、《商洛年鉴》、《府谷年鉴》、《靖边年鉴》、《合阳年鉴》、《韩城年鉴》、《汉滨年鉴》、《榆阳年鉴》、《子洲年鉴》、《宝鸡县年鉴》、《柞水年鉴》、《延川年鉴》、《洛川年鉴》、《华阴年鉴》、《丹凤年鉴》、《礼泉年鉴》、《镇巴年鉴》、《洋县年鉴》、《宁强年鉴》、《镇安年鉴》、《志丹年鉴》、《山阳年鉴》、《安塞年鉴》、《富县年鉴》、《凤县年鉴》、《乾县年鉴》、《富平年鉴》、《耀州年鉴》、《华县年鉴》、《洛南年鉴》、《淳化年鉴》、《子长年鉴》、《长安年鉴》、《三原年鉴》、《高陵年鉴》、《潼关年鉴》等；专业性年鉴有：《陕西卫生年鉴》、《陕西美术博物馆年鉴》、《陕西工交年鉴》、《陕西省军区年鉴》、《陕西省名牌产品年鉴》、《陕西水利年鉴》、《陕西文物年鉴》、《陕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陕西科技年鉴》、《三秦文化研究会年鉴》、《咸阳教育年鉴》、《咸阳化工年鉴》等；其次还有《延安统计年鉴》、《宝鸡统计年鉴》、《榆林统计年鉴》等。其间各类年鉴合计60多种。

　　3、年鉴编纂出版成果斐然

　　随着陕西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到各级政府部门，小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纷纷步入年鉴编纂行列，也有的跃跃欲试。尤其近几年来，一股“年鉴热”吹暖着三秦大地。其编纂队伍的规模亦愈来愈庞大。据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陕西省共编纂出版各类年鉴近百种，其中省市县三级综合性年鉴约66种（其中包括省市级11种，县级55种）；省市专业性及统计年鉴达30多种。据悉，陕西省编纂出版的年鉴数量已约居全国各省前10位。

　　多年来，陕西各类年鉴的编辑出版，在存史资政，服务社会，特别是在宣传陕西，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年鉴编辑出版的方式各有不同，分别是用公开刊号或书号，以及内部资料等形式。其中，省市级公开出版的年鉴，约占其80％；县级公开出版的年鉴约占其15％左右。其他则均为内部资料形式出版。另外，省市级综合性年鉴已基本出齐，县（市、区）级综合性年鉴覆盖面也达50％左右。

　　与此同时，陕西省年鉴近年来在参加国家级年鉴评比中喜获殊荣，共有40余部综合性年鉴获得奖项。其中，《陕西年鉴》2003年卷曾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一等奖、2006年卷获第四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特等奖等；《西安年鉴》1999年卷曾获第二届全国地方年鉴奖特等奖、2003年卷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特等奖等；《宝鸡年鉴》2002年卷、2003年卷曾分别获第一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优秀奖和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提名奖、综合二等奖、条目编写二等奖、装帧设计二等奖等；《渭南年鉴》2004年卷、2006年卷、2007年卷曾分别获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综合二等奖、框架设计二等奖、装帧设计二等奖和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二等奖、第三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等；《咸阳年鉴》2004年卷曾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二等奖、2006年卷获第三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评比特等奖等；《延安年鉴》2002年卷曾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二等奖；等等。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年鉴编纂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陕西年鉴事业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阶段，20多年来可谓取得了明显成果，然而，纵观年鉴编纂质量现状，若用专业及规范的标准要求的话，我认为年鉴编纂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主要表现在：重形式，轻内容。在年鉴的装帧设计及印制质量方面，多年来不断提高，也越来越漂亮，越来越高档，但不排除资金成本的大幅度加大。在年鉴的内容策划方面，相当一部分年鉴框架分类不够科学，专业性不强，导致分类标准、逻辑关系、排列顺序比较混乱，整体思路不很清晰。其次，反映记述不够全面，资料造成遗漏缺项。比如，有的年鉴在重要行业资料方面缺乏衔接，时隐时现，空白点较多；其次反映非公有经济以及新兴行业、产业等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外，个别承办年鉴的编辑部门缺乏专业认识，对于常识性的概念混淆模糊，有的甚至连自己的“身份证”都搞不清。也有的在编辑说明中，以及正文和彩页图片内容中，常有重要时间、人名、数据等错误出现，等等，使其存史资政，服务现实以及“全面、系统”及“厚重”的年鉴形象受到损害，名不副实。　　

　　（2）作为全面、系统反映某区域或某行业等年度发展的年鉴出版物，若想在质量上取胜，首先要在内容方面，也就是资料的完善，分类的科学，编排的规范和相对稳定等框架设计上下功夫。业界一位权威人士称其资料的完整性是年鉴有别于其他出版物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第一属性。其次科学分类的编排，严谨的质量体系会更加彰显年鉴的特点及实用性。为此建议：一是编纂部门领导应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持编纂工作，切实提高对年鉴工作的认识；二是有关业务领导要发挥作用，重视并积极参与制订和设置科学规范的年鉴框架结构，以及“编纂工艺流程”，坚决杜绝缺乏责任心，临时抱佛脚，以及“形式”和“拿来”主义；三是要求真务实，创新模式，积极改进组稿办法和拓宽稿源渠道。四是要倡导专业及团队精神，明确岗位职责，坚持完善和落实三级编审及校对责任制度；

　　 2、年鉴编纂队伍有待专业化

　　 纵观陕西年鉴编纂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自然涉及到主持编纂工作的领导和编辑人员，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撰稿人员等。多年来，笔者发现，年鉴编纂队伍配置的短期行为，以及兼职化、老龄化，甚至出现非专业化等现象，也是直接影响年鉴质量，阻碍年鉴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才是关键”，这个道理已毋容置疑，它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试想，一些精力有限的“老弱病残”组成的兼职或临时队伍何以承担和完成好这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使命！年鉴虽说同为文字工作，但仍不失其专业特点。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位业内人士也说得好，“专业分工，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应加强在岗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有关法规及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其驾驭工作的能力；二是增加新上岗人员的岗前专业知识培训和资格考核，并设置见习过渡期，以保证编纂工作的健康和顺利开展；三是要人尽其才，保持人员特别是撰稿人员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促进年鉴编纂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总而言之，展望年鉴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使其切实贯穿于年鉴科学发展的思路中，用新思路、新举措促进年鉴事业的新发展。同时，我们还应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居安思危，健全理顺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编纂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不断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以年鉴的内在质量为核心，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努力使年鉴事业适应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原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5、6期合刊，部分内容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