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是官修的书，一旦负责编纂，先得对该地域地情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制订“凡例”，说明这本书的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通常谓之发凡起例。 

　　“凡例”一词，语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它好比经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周公制定的礼经，撰写《春秋》的章法一样重要。到了唐朝杜甫，在《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四《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有“名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句，“凡例”才正式成为一种编辑说明的文字，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叙例”、“出版说明”、“编辑例言”等等。到了宋代，方志体例形式基本成熟定型，对“凡例”更为重视。周应合认为修志必须做好四件事，头一件就是“定凡例”。清代章学诚在《修志十议》讲到修志者当具备“三长”时，首先就是“识足以定凡例”，而后才讲“明足以决去舍，公足以绝请托”。当代方志学家也多有论述：傅振伦先生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魏桥先生在《绍兴县志·序》中说：第一轮修志“一般来说比较忽视对凡例的制定。其实凡例不可低估，体现了一部志书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具体规定以及对一些矛盾问题的解决办法。”“一部志书的发凡起例，既是修志经验的升华，又是编纂全书的指导，其间大有学问在。” 

　　《绍兴县志》制订凡例40条，是在魏桥先生的启示和指导下，经过草拟、修订、充实、提炼，许多次的撰写、改写，随着志稿的定型逐步完成的。虽然文字不多，且比撰写一篇志稿要难得多，对于全志的指导，亦比任何一篇志稿要重要得多。如果说，400多万字的《绍兴县志》，在编、章、节、目之间联系还算紧密，前后文字似觉一气呵成的话，40条“凡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凡例”对全志的义例、通体、章法（含章句）、文气等方面都作了原则的规定。 

　　一、定义例。义例，专指修志宗旨、指导思想和目标定位。 

　　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修志时，非常重视为社会主义立言，但在表述上仍以“存史、资治、教化”为训，显得不够理直气壮。最近读了邱新立所著的《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志研究》后，深受启发，认识到晚清至民国时期，对修志目的曾作了重新审视，有的“主张编修方志的目的在于认识时代，记录时代变化，要切于实用，反对道德空谈，徒功文字”；有的主张“借先哲、乡贤、名胜、古迹以培养爱国、爱乡精神”，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有的主张“修志不能仅仅为表彰文献而作，而应为将来发达致治之基”。总之，当时的方志学者都探索过“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主张将‘求真’与‘致用’两者结合起来，反对空言文献，拘执一偏”〔1〕由此，我想到社会主义时期修志的宗旨，应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立言，不可含糊。 

　　至于修志的指导思想，毋庸讳言，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过程。近代，自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以后，一些方志界学者则主张以三民主义为编修方志的指导思想，以宣扬三民主义为编修目的。民国35年（1946）的《长泰县新志》是民国时期的一部名志，郑丰稔在《序》中说：“不佞随诸君子之后，滥主笔政，其所负使命，自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最急，是故农业、水利以及实业、交通诸门，凡以厚民生者，必加详焉。而姓氏之关民，庶政之涉于民权者，举未敢略也。”该志《凡例》也说：“本编于同盟胜利后开始纂辑，于国府还都日完成，其所负使命以宣扬三民主义为唯一趋向。所以编中涉及民族、民权、民生之处，尤加意摭拾，以促其实现。”〔2〕 

　　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修志时，对指导思想有两种表述方法：第一种是直接表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修志的指导思想；另一种是间接用其精髓，表述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状，并经历了由“详今略古”到“详今明古”的嬗变。到了1998年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编修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很明显地增加了“邓小平理论”，这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变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中共十五大关于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重要精神的。近年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应成为今天编纂续志的指导思想。所以续志中的完整表述应该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符合中共十六大报告精神。 

　　至于目标定位，在凡例中显然难以表达，因为是否成为名志、佳志，要众人评议，还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作为主编在发凡起例时应该有所追求，并且蕴含在凡例的字里行间之中。魏桥先生在《绍兴县志·序》说：“绍兴县修志，党政领导格外重视，部门全力支持，调集精兵强将，组成合理的修志班子，同时，而且异乎寻常的努力，修志的客观条件，经费、用房、设备等也都得到充分保证。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洞悉责任之重，修志之难，不满足修成一部一般之志，强化质量意识，决定下大力气，编出一部非同一般的，无愧于文化名城，无愧于越中父老，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志中佳作，文化精品。”这段话，确实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二、明通体。通体，即指文章的整个体例。其言仍出晋之杜预。他在说完凡例制订要合经国之制，周公之礼，史书之章后又说：“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这就是“春秋”笔法。一般叫做体例。志书体例，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通例”，即一般志书均应具备的整齐划一的内容，如指导思想、立言宗旨、时间断限、结构层次、体裁形式、计量单位、数字书写、标点符号等等。二是“分例”，如对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的运用和对分志设立、重点问题记述的说明。三是“特例”，是对一些诸如记述范围、记述方法等特殊问题的交待。这些都是比较可以制定的，特别是有了第一轮修志的实践经验，只要根据变化的情况，加以增补、取舍就行。 

　　我以为作为全志的“通体”，其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在总体上决定横排纵叙和纵切横排这个史和志的区别和联系上。在第一轮修志时，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又是重修，一般都继承传统，偏重于横排纵叙，以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方志学科体系，其实效果平平。究其原因，是缺乏对社会大转型的认识，缺乏对中国方志自宋代定型，元、明、清的逐步完善，民国时期方志的发展变化缺乏理论研究，遂有墨守陈规，囿于旧说，继承有余，创新不足之嫌，但亦是对第二轮修志的准备和付出。 

　　第二轮修志的展开，其主体工程是记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这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新陈代谢呈加速发展态势，社会的变化更大、更广泛、更深刻，经济组合、城乡关系、官民状况、文化形态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表现、语言交流也都在变革。续修新志。必须立足于变化了和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从各地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放手让大家创新。就志书的“通体”而言，或纵切横排，或横排纵叙，或纵中有横，或横中有纵，各地方志书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关键在于把握住“志”是以科学的、系统的、翔实的资料蕴含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史”是运用志书中的这些资料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体例类目、内容记述则不可强求一律。目前在启动的地（市）、县（市）志书，大约是四种类型：一是重修，补前志过简之不足。二是新修，起自新的行政区域变革之后，（即县变区（市），地改市之后）。三是续修，自前志断限至今。四是上限上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或1978年改革开放之始，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市、县志或改革开放的市、县。实际上，除第一种重修之外，另外三种志书，都是续志，即断代志。在修志时务必搞清社会转型后的变化：①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②在政治体制上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到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转变；③在经济制度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公有制向多种经济制度转变；④在意识形态领域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在整个社会发展上又明显呈现出各具特色得发展时段：建国之后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一化三改造”的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在曲折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破坏，中国革命的倒退；拨乱反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每一个时段中，都有其突出的亮点和特点，如“土地还老家”，“工人当主人”后，工人、农民迸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和发自内心唱出来的“翻身谣”；组织起来后，走半机化、机械化道路，工人、农民的创造精神和“致富经”；在总路线、大跃进时的群众热情和“跃进歌”、“畅想曲”；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疯狂和“造神说”；在经过阵痛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向往和渴求，并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面对诸如此类的转变、时段、特点、亮点，我以为第二轮修志应当根据“贵因尤贵创”的历史经验，努力探索出新的方志体例来。 

　　三、立章法（包括章句）。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七《章句》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又说：“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说的是章节和句子对一篇文章的关系和要求。作者（志书中主要是指主编）在安排全志的篇章节目时，应做到全局在胸，贯通始终。这就是章法，包括文章的体势、承传、分类、熔裁等等，头绪要明，好比煎茧抽丝，抓住了头绪，才能抽丝到终极，连绵不断；层次要清，好比鱼鳞那样，一层一层，次序井然。 

　　篇章节目的设置决定于记述内容。前轮修志，有大编、中编、小编之分，均各有所依归。而对各篇章节目设置的章法，则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就总的而言，其要有四： 

　　1、体　势。办事情要有规则，写文章要有格式，这就是上面讲到的体例。一部大书，要使其前后一致，上下连贯，就要有一定的章法，首要的就是体势，即要想出一条用以贯串全志的线索，约束各篇章节的文辞，指导全志发展的态势。后汉荀悦说过，他作《汉纪》三十卷时，是在明大体与纲要之后，“于是乃作考旧，通达体要，以述汉纪”。〔3〕《绍兴县志》在作凡例时，亦照此法办理，我们在大致遍读旧志和历史文献资料后，确定以绍兴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特点为经线，即以会稽山和鉴湖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黄酒酱作和丝绸轻纺为代表的产业文化，以乡贤名宦为代表的名士文化贯串全志，以《绍兴史略》配以《绍兴历史大事年表》代替概述、大事记为纬线，网络全志，编织全志。显得全志文脉清晰，一气呵成，连通常被作为“志尾”的《丛录》也成为全志的有机组成部分。 

　　2、承　传。这是指章法中各篇章节之间的衔接，承上而启下。它与“体势”相连，一般地说体势既定，文章间的衔接亦基本解决。但是篇章节毕竟是有分有合的综合体，要使其紧密无间，还得解决一些具体的连接方法。《绍兴县志》洋洋洒洒400余万言，分地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丛录索引4册，共设42编，206章、634节，我们则以42篇编前无标题概述，206篇章前无标题小序系之，堪为读者称许。 

　　3、分　类。即归类，志书中叫做“横排门类”。其实在《易·系辞上》就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话，相当于分清差异，区别类型的意思。到了民国时，已解释为是伦理学用语，“分别概念之外延，而将其所属各部整列之，以显示其适用之范围。”在逻辑中，“指把具有共同特点的个性对象归入一类，并把具有共同特点的事物集合成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在传统逻辑中，类和它包含的子类通常称为属和种。这些原理都告诉我们：篇章节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全志记述的内容进行科学的分类。分类要作到科学，关键是三点：①纵能领属。即种和属的关系要搞清楚，使上下层次的统辖关系得当。②横能并立。即同一层次上的类目应该是同级关系，处于同等地位，能够并立。③标准统一。对事物分类的标准要一致，至少在同一个层面上分类的标准要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全志领属得当，地位等同，科学性强，合乎逻辑。逻辑性强，实际上也是一种体势的要求。 

　　4、熔　裁。指大量占有资料以后的提炼和剪裁。固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同为“巧妇”，尚有差异，同样原料因操作的造诣不一，其炊尚有区别。这是一种技术活，言传不尽，只能意会。由感于此，我们《绍兴县志》的修志同仁一致决定，笨鸟业已迟飞，只能时间服从质量，走四步成志的漫漫八年长途：一是收集资料后，在一亿多字的资料中，编辑成《资料长编》约二千万字；二是由《资料长编》，经过剪裁编辑纂成《绍兴县志初稿》约一千万字；三是由《绍兴县志初稿》提炼成《绍兴县志送审稿》约500万字，以听取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意见；四是总纂定稿为《绍兴县志》约410万字。其酸甜苦辣，难于言表，功成之日，皆欣喜若狂，业内人士都能体谅。 

　　四、求文气。文气，最初是指文章作者所体现的气质和才性。三国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后来，唐朝的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又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则是指文章的气势和力量。 

　　第一轮修志形成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众手成志。绍兴县在收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初稿时的编写人员近200人，初纂、总纂人员亦有13人之多，无疑气质才性不一，笔力亦有高下；好在人员结构合理，能相互补充，又都铁心修志，步调比较一致，以众人之智慧足可保全志的气质和才性。为此，《绍兴县志》在文气上也作了一些探索。先如“定文体”。鉴于绍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资料极其丰富，若用一般的语体文记述，笔墨肯定繁多，所以在语体文前加“文白相间”4字。就是说采用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语体文记述事物，并尽量减去的、了、吗、呢等的语气词，改变了句式，增强了文句的气势，读之简洁流畅，却也明白好懂。据大体估计，只此一改，就压缩了文字数十万。 

　　次如引文“注明出处”，乍看会增加文字量，实际上反能紧缩。仅“大事记”改“大事年表”一事，“大事年表”共52页，用小字排列，若以“大事记”形式记述，则得增加版面一半以上，约10万字左右。且注明出处，既凿凿有据，又很感理直气壮，亦增强了文气。 

　　再如全志采用各种图照1400余幅，各种表格近千张，既显得事物历历在目，又做到图文并茂，可看可读，为全志增强了文气。所以文气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而这些因素，都是由众多作者的气质、才性、智慧、功底熔融之后喷薄出来的一种气势和力量。 

　　注： 

　　〔1〕以上引文均出自邱新立《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 

　　志研究·近代方志编纂的继承与创新》一文。见河北 

　　省《第二轮志书分志撰稿培训参考资料》，2003年 

　　12月冀出内准字（2003）第A304号。下同。 

　　〔2〕民国《长泰县新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卷》。 

　　〔3〕荀悦，字仲豫，颖川人，后汉秘书监。作《后汉纪》三 

　　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