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人的活动就是历史演变过程，写好人物篇，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生动的历史画面，给人以鲜活的历史观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是使后人受到启发、鼓舞和教育的重要教材，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此，人物篇是编修史志的重头戏之一。有人统计，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人物传约占整体篇幅的70％，可见人物篇被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如何编纂好地方志中的人物篇，特别是撰写好人物传记，已成为衡量一部志书成败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即墨市志·人物篇》编纂过程中，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坚持三项原则

　　在人物志的编纂中，我们坚持了三条原则，即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物为主的原则、以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

　　生不立传的原则是修志的传统规则，是历代修志人经验的总结。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规定》中也明确指出“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因为对一个人物立传，牵涉到对其一生行状的记述和评价，这对生人是很难做到的。清同治《即墨县志》在凡例中规定：人物必须是殁后三十年者方可立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物殁后三十年，经过时间的考验，方能对其作出公平的评价，修志者亦能摆脱人情的纠缠。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并不等于对有重大贡献和社会影响的在世人物不问不记，而是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分散记述于相关篇章中。如在《即墨市志·政党政权篇》中设置了领导人更迭表，在《文化篇》中对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作了记述，在《体育篇》中单设了“优秀教练员、运动员”一节。这样，既对某些人物的重要业绩有所记述，又不对其作全面记述和评价，以避免失去公正。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称：“立传人物以原籍(出生地)为主，但长期定居本地并有重大业绩者，也可在本地立传。”《即墨市志·人物篇》共有立传人物102人，其中本籍人物89人，占88.5%，客籍人物13人，占11.5%。对于立传的客籍人物收录标准：一是对即墨的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贡献者；一是长期居留即墨，其子女已定居即墨，且事业有成者。如明代曾任即墨县令的许铤，不仅勤政爱民，且对即墨的发展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其《即墨事宜议》及《即墨县图说》两篇施政文章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明清时期即墨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清乾隆年间即墨知县尤淑孝在即墨任职15年，率领乡民开泉庄河排除即墨西北洼的洪涝；重修墨水河大坝以防汛；修北河大桥便民出入即墨城；组织人员编修《即墨县志》。再如王启民自18岁即被分配至即墨工作，其子女均已定居即墨，其本人对即墨美术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一定贡献。因而以上之人均为之立传。

　　正面人物是历史的主导方面，志书《人物篇》必须以正面人物为主，适当地记述有重大恶行和明显劣迹的反面人物，从反面教育人民，了解反动派的残忍和反动。《即墨市志·人物篇》立传反面人物仅3人，占立传人物的3%。如国民党地方武装王村镇保安队队长迟敏章，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亲自指挥杀害革命干部群众55人，被称为杀人魔王，群众恨之入骨，地方志为其立传，记述其罪恶，以诫示后人。

　　二、突出人物个性和时代特点

　　在人物传的撰写中，应着力突出人物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尤其应注意通过记述人物的个性特点，突出整个人物篇的地域特点。在这个方面我们作了一些探索，编辑人员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个性的分析，对即墨人的主要特性归结为忠诚、刚烈、嫉恶如仇、临危不惧。而这些特点又表现在诸多人物的言行中，因而只有选取能够反映这一特性、具有典型意义的事迹予以记述，才能突出人物个性，避免公式化、平铺直叙的简历式的写法。如汉谏大夫王吉以直言敢谏而彪炳史册。郭的一生经历坎坷颇多，我们选取其“三大疏”直指权贵的事迹详加记述，以表现其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精神。李毓昌在贪官王伸汉诱之以利时，义正辞严地说：“我非不欲得实惠，顾不忍向垂死之饥民夺口食耳，此事任君为之……然我将闻之上台。”这番话不仅表现了传主的刚直不阿，简直令人觉得有些憨直。再如杜世询于1960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三次上书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五风”给群众造成的困难。当省委领导对他关爱地劝导说：“老杜啊，你是刘家庄公社的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职责内的事就行了。”他回答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是刘家庄公社共产党员，理应关心国家大事!”何等的忠诚，正直!18岁的青妇队长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严守党的机密，慷慨就义，又是对党的何等忠诚，何等的坚贞不屈!普通一兵于兴邦、张明硕、万振法、国立悟、成方乾在危急时刻把生的权利留给群众，把死亡留给自己，这又是何等的临危不惧的奉献精神!通过对诸多独具个性的人物记述，反映了即墨人的共有特性，也就是地方志的地方特点。

　　三、注意为“小人物”立传

　　我们在选择入志人物的标准时，既注重传主的社会地位，又注重收录那些对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能工巧匠和平民百姓。在《即墨市志·人物篇》收录的102名传主中，工农兵和基层干部约占36％；在立传的60位近现代人物中，上述人员约占60％。这些传主几乎覆盖了各行各业，既能够多侧面全方位地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又对读者有较好的教育作用。如“即墨镶边”的创始人卢忠溪，集中群众的智慧，创出“手拿花边”编织技法和工艺程序，为即墨花边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墨县曾有几万名妇女从事这项副业，“即墨镶边”曾以“抽纱瑰宝”称誉世界。再如民间艺人刘森，14岁即投师学艺，30余年着力于柳腔戏的研究和改革，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剧目，培养了一大批演员，为柳腔这一稀有剧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间医生孙举京身怀祖传骨科绝技，不图名，不为利，为了救死扶伤，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修德，一名普通工人，经过多年的苦练，自学成才，成为全国知名的工人书法家，其作品不仅在国内颇具影响，还流传到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被珍贵收藏。另外，如和平战士姚庆祥、全国民兵模范王本清、优秀共产党员朱建运、率众抗捐税的农民领袖谭希麟等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因此，为他们树碑立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慎重记述生平复杂的人物

　　撰写人物传的过程中，对一些背景和经历复杂的人物要谨慎处置。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人物，对传主的功过是非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作具体分析，既不苛求传主的完美无缺，又不为传主文过饰非。如对高芳先、隋永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是否为之立传，我们也曾有过顾忌，但经过对人物一生的具体分析后，我们还是大胆地为之立传，同时对其功过是非作了恰当的记述。高芳先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青岛保安总队队长，他率领的队伍是青岛地区惟一一支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曾多次同日军作战，对保卫崂山、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应有贡献，然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曾为挽救蒋家王朝的覆灭而负隅顽抗。对此，我们不持偏见，给予公正的记述。隋永是抗日战争爆发时投笔从戎的山东大学爱国青年学生，在抗战初期曾拒绝其上峰向日本投降的命令，在20世纪40年代曾两度任国民党政府即墨县县长，他任旅长的山东省保安第一旅曾于三都河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激战，三都河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胶东与日军作战的最大一次战役，是役，毙伤日军近千人。然而在解放战争中他也有横征暴敛与人民为敌的一面。在为之立传时，我们同样给予公正的记述。传主刘启章是山东省著名烈士，在征集资料时，得到许多传闻，如他曾被日军捕获，拴于马尾上，在战马飞驰时纵身上马杀死日军士兵，缴获战马献给许世友司令员，许司令赠给他镌有“胶东大老刘”字样的印章一枚；他力大无穷，曾三次赤手擒获日军士兵，将其致死等等。而这些事情在当地不少人中流传，有一名复员军人反映1950年还亲耳听过他的英雄事迹报告。为了核对事实，准确记述，我们先后访问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和夫人，访问了其所在部队即东县指挥部的负责人，千方百计找到了1950年为其撰写战斗英雄事迹的代笔人。经过多方考证，去伪存真，较客观地对其作了记述。

　　在《即墨市志·人物篇》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也觉得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对某些人物，特别是古代人物的记述，由于资料不足，显得有些单薄、枯燥。另外，在《人物篇》中虽设置了两个人物表，简要地介绍了即墨籍历代进士和著名烈士，但未能充分运用多种记述方法，如人物传略、名录等，以使更多人物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