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宗旨，高度尊重民意乃是执政为民的基本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大会上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现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任务，同样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为此，他要求：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各地、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人有目共睹。记下这一辉煌的历史巨变时期，是二轮修志的主要任务。从所见的已出版的二轮志书来看，记述经济的腾飞发展基本上都做得比较出色；可喜的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得到强化，这方面写得较好的志书，如《丰南县志(1986～1993)》、《井陉县志(1985～2004)》、《龙岩市志(1988～2002)》、《宁阳县志(1985～2002)》等，都着力记述了地方党委为加快三个文明建设，带领群众奔小康所制定的重大决策，也突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的施政举措。尤为可喜的是，编得好的志书着眼点都注重了民生，用各种方式把当地群众近几十年来的生活、习俗、精神面貌加大笔墨地记述下来，如《奉贤县志(1985～2001)》、《石门县志(1978～2002)》等，以多种形式记载改革开放时期各自不同地域特色中，人们的新生活、新动态、新时尚，这些都是二轮志书中的亮点，也是首轮志书和当今为数不少的二轮志书笔力所不及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更高层次的利益追求，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引发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经济腾飞发展时，往往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时。另外，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社会机制衔接缺失、某些政策的倾斜，比如因地域、行业、工作、职务等等的差距，形成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人的相对被剥夺感加剧，造成对社会的不满，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加上有些媒体信息、社会舆论不敏感，群众缺乏知情权，片面的信息误导了主流，即使在经济形势大好时也可能出现问题，何况当前正是国家、世界经济形势都处于较为严峻的特殊时期？近期报道的全国各地群体冲突事件不断，引发人们不得不更深思民情民意问题。

　　地方志工作者不是社会舆论工作者，但是从事的工作离不开现实，虽说是“记史”(大历史观认为，昨天发生的事就是史)，但地方志记述的内容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相对于记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进步，当今时刻关注民生民意，关注社会更为广泛的现实越发显得重要。从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来看，修志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民意、关心民意，收集民意、整理民意，区分本质、主流和非本质的支流末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轮志书有见地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策划多方面的民意的调研，如《井陉县志》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婚姻及家庭情况，生育孩子的愿望、抚养方式，对孩子受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务劳动的具体情况、时间及主要承担者；步入老龄社会中，老人在家中的地位、子女赡养老人的方式、丧偶老人的再婚情况，双老和独老的状况，以及劳动力结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演进、行业的收入分配情况等等，对不同年代城乡的不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比较，取得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编入志书中，加深了志书的深度，也为当地各级领导进行有的放矢的城乡社会管理，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修志工作者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负面问题，不应无视和躲闪。正视问题，记载问题，需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观察问题需要大局的、全方位的视角，把局部的、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放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比如当今一些敏感问题，两极分化和社会秩序问题，志书是否要正视和记载？本人以为应当记。记的目的不是丑化社会发泄不满，而是客观地记载，推动社会向更正常、更稳定、更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我们修志者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学习、思考，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即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若发展不均衡、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就会造成社会分化，并且这一程度若越来越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通常是处于社会问题的敏感区，一旦处理不好，将会形成社会危机。志书在记载地区经济GDP的增长时，需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能出现有所准备。我们只有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才不至于乱了方寸，从而做好地方志存真求实的本职工作。

　　附带说点志书编纂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志书中有关信访工作的记载，这也是涉及民意反映民情的一个方面。各地各部门都设有信访办公室，但总的来看，志书这方面的记载多是：信访办公室机构(人员组成、级别，有的还列有领导姓名)；每天(或每月、或每年、或自某时至某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上访×××人次；甚至有“领导亲自批阅、处理××件来信、接待××上访人次”；“劝阻(有的写作“制止”或“遏制”)了××起集体上访事件(也有越级的)”等。从有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因某些事件而引起部分群众上访，的确存在一些过激行为；还有些被称为“老缠户”，指多年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不断上访者。目前对此主要的记述态度和做法有两种，一种是记流水账，只有数字没有事实，当然也没有因果，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这种写法居多；另一种是据实详细报道，群众如何闹事，政府如何处理，这种写法不是很多，但是行文措词之强硬、语气之激烈显然很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到编辑手中，轻描淡写的自然都得以顺利过关，即使感到内容单薄，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单薄，任谁也无从补充。对书稿中出现的后种写法，编辑当然不会轻易放行，作者那些本不属于志体语言的自然主义描述和对立激烈的评述言词无疑会被一概删除。如此，志书搜集、反映某些方面的民情民意，客观记述本地域内某个时期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任务就很好完成了吗？不尽然。

　　我们可以说，以上两种关于信访工作的记述和处理虽无大错，但也说不上很好。因为，深入地考察、分析信访形势及信访内容的变化，可以探寻到某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若干带普遍性的问题，揭示建设和谐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并为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思路和对策。尽管地方志工作只是收集和积累资料，并不进行政策研究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但作为政府工作部门的人员，其眼光、胸襟和思路却应是高层次、高起点、高水平的。我们收集、记述的信访工作，不仅仅是信访工作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实录，也不是社会见闻杂记，而是通过记述信访工作的内容、过程，如实反映社会民情民意，反映某个时期群众的想法、要求，企盼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可以通过群众的眼睛看到一个时期，特别是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某些工作、政策上的不足、缺漏及某些政策措施不配套、不落实，或执行不力等各种情况，利于政府寻找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它们的办法，推进社会更好地转型和进步。所以，地方志记述信访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或草草了事，也不仅是形式和程序的需要，而是体察、反映民意，为人民群众、为党和政府的工作服务的需要。记载信访的数量和内容的统计是需要的，但分类分析也是不应缺少的，最好有几个典型事例，比如积累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的问题及其成效等；即使不一定所有的问题都提得合理，但信访提供的信息毕竟属于民意，可供有关部门研究、分析。《嵊州市志(1986～2002)》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记述当地人民群众生活内容增加，如“民情日记”的诞生、执行、落实的情况，干部深入了解民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信访的受理和查办(不仅是制度、机构和数量的记载)，有实例，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偿拆迁房屋的面积或经费数，挽回学校乱收费(一年47万元)；设“要信要访”，记解决的情况，如某些县办厂关闭后及困难企业工人的工作、生活问题，拖欠工资退休金，农村已婚知青晚年的生活补助，军转干待遇低，水库被征用后水田农民的粮款补差，个别公司非法吸纳、集资群众款额巨大，饮用水污染等；设“专线信访”即市长专线处理情况，如农村化肥、粮种、防洪闸失灵、违章建筑、交通市容等群众反映急需解决的问题及其处理等。体察、反映民情民意，记述客观真实具体，有新时代新发展的新气息，也是目前一般志书不多见的。

　　诚然，地方志书不是新闻媒体，无需讲求传播时效，所以更不必对一些敏感问题噤若寒蝉。20年一修的志书，是记载施政者遵照民意、实践民意的资料性文献，如实记载民生民意，适当地做点深加工，进行一些民意调查，也是对决策和施政的检验、放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搜集、记载、体现民意是地方志书责无旁贷的业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