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卷本《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八章《历史军事地理》中，对关中地名的来历作了以下解释： 

　　“由于关中最初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所以有多种解释。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渭谓渭水（作者按：应作‘汧谓汧水’），雍谓雍山，河谓黄河，华谓华山。但《史记》中有时将汉中、陕北也包括在关中的范围之内。后来还有些说法，大抵都是就关立论的。一说是它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萧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和陇关中间；一说在函谷关和散关的中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这些说法虽然晚出，但同战国秦汉时期的所谓四塞意义大体相同，相当符合当时的情况。” 

　　这段说法，相对笼统一些，对于“关中”地名的由来，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论，而是采用了诸说并陈的方法，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说法进行罗列。但其中忽略了相对重要的一种观点。 

　　“关中”地名的由来，倘以就关立论而言，检索流行的各种说法，约略有四关说、两关说、六关说、一关说这四说共五种。 

　　四关说，最初的提出者是东晋人徐广，他在为《史记》“关中阻山河四塞”一句所作的注释中提出：“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徐广认为这就是“四塞”的具体含义。 

　　如上引《陕西通史》所说，两关说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西晋人潘岳提出的，他在其著作《关中记》中说：“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为关中。” 

　　另一种两关说，是由唐代的一部地记《三辅旧事》中所提出的：“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按：此句转引自南宋程大昌《雍录》，清代张澍辑本及今人陈晓捷注本“补遗”中均未收此句。） 

　　六关说未详所出，大抵是在四关说之外又添加了潼关与金锁关。 

　　一关说则是由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史记·高帝本纪》所作注释中提出：“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 

　　上述诸说中，六关说显然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概因其中的潼关，作为关塞兴起的时间很晚。今天可见到的文献中，最早提及潼关这个地名，要到了《三国志》所记述的建安十六年马超据潼关与曹操抗衡时。此前该处并无此关隘名称，仅有“桃林塞”的地名，且其军事上的重要性远不如函谷关。 

　　潼关在函谷道的西端，函谷故关在此道东端。作为关中地区军事上据险而守的东大门，潼关与函谷关是在历史上相继兴起并发挥作用的。潼关兴起之后，函谷关就因迁关、改道等原因逐渐废弛。所以，说关中地区的得名同时由于“六关”中的函谷关与潼关，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古籍，没有哪一种曾提及“关中”这个地名。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此地名的，是西汉时期的《史记》。粗略检索可见，《史记》中提及“关中”地名四十余次。其中所记年代最早的一处，是《秦始皇本纪》中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的一条，文中说：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除此之外，秦代史事中提及“关中”地名的还有数处。这说明至少在秦代，“关中”这个地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而潼关关名初见于东汉末年，其建立关隘的时间不会比汉末早很多，这个时间已晚于秦代四百余年，自然不可能是“关中”地名形成的原因。 

　　同理，两关说中的“陇关函谷说”，其实也犯了上述的毛病。陇关是西汉时期，为防御匈奴牧骑东进，在陇山上建立以控扼陇道。这个关隘的形成，也要晚于关中地名形成的秦代或战国末期，不可能由一个后代才产生的关塞去给前代已经形成的地理范围下定义。 

　　四关说，徐广之后引用者颇多，而在徐广之前从未出现过。因其原是为《史记》中“四塞”一词所作的注解，故推其源流，应是由“四塞说”演变而来。《史记》卷六九记苏秦游说秦惠文王曰：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四塞之国，被山带渭（河）”这个句式后来在《史记》中被反复引用：张仪游说楚怀王、韩生劝说项羽以关中为根据地、娄敬说服刘邦建都关中时均引用此句，仅文字略有出入而已。 

　　问题是此句中的“四塞”是否如徐广所解释的“四个关塞”？ 

　　关中战国时为秦地，称为“雍”。东汉学者应劭对“雍”字注解说： 

　　“雍，塞也。四面有山，雍塞为固也。” 

　　这就将秦国的地形解释为四面群山环抱，山脉阻塞，成为天然军事屏障。在这里，“塞”被解释为“阻塞”、“壅塞”而非“关塞”。 

　　《史记》卷七九中又借范睢之口对秦地的“四塞”进行了具体解释：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撃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这里主要解释的是关中地区四个方向的地形条件，指出秦国可以依靠周围的地形便利进行守战，而非具体指四座关塞。 

　　《战国策》中，苏秦游说齐宣王时说：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我们在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自古用“四塞之国”来形容的地区，不仅有山东，还有四川、湖南等等，其说法莫不强调的都是这些地区四境皆有天险可为屏障，同样均未将“四塞”具体指向四座关塞。 

　　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清代学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提出： 

　　“按班志上党郡下固注曰：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颜氏未注。余谓此殆又一‘关中’矣。” 

　　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凡是夹处于东西南北四个著名关塞之间的地区，都可以被称为“关中”，显然这是与我们所谈“关中”为固有名词的理解不一致的。 

　　同样，将“关中”理解为“四关之中”或“数关之中”，就未免有些机械了。先秦时期固然函谷、散关、武关、萧关俱已形成关隘，但其中除了函谷关之外，其余几关均未在先秦的军事史上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远远不足，“关中”地名的形成，很难说与它们有多少直接的联系。 

　　诸关说中，可能唯有颜师古的“一关说”最接近历史真相。 

　　在“关中”地名形成的战国末期或秦代，对于秦王国（帝国）而言，最重要的关塞莫过于函谷关，六国由此鼓噪攻秦，秦国也主要由此防御来自东方的进攻，《盐铁论》所谓“秦包商洛殽函以御诸侯”者是也。至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函谷关为界以区分统一后的地界。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纪事中提到始皇在各地大造行宫时说： 

　　“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这里的“关中”和“关外”，就是以函谷关为界来划定的。“关外”固然指的是函谷关之外，而“关中”指的也是函谷关之中，而非其他某几个关塞之间。 

　　如果《秦始皇本纪》中的这句话还不够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同书《高祖本纪》中鸿门宴之前的一段描述。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 

　　在这段话中，“关中”、“函谷关”两词频繁出现，可证在楚汉之际，所谓的“关中”，就指的是以函谷关为界的以西地区，与颜师古的说法完全相同。 

　　在秦汉时期，像这样以“关中”、“关外”进行对比叙述的，还有“关内”与“关外”，“关东”与“关西”，“山东”与“关中”等多组对照的地名，汉代还有“关内侯”与“关外侯”的爵位区分，其中不论是地名还是爵名，无一例外都是以函谷关和殽山为基准点分界的。 

　　最典型的例子，与函谷关的衰落有很大关系。西汉有楼船将军杨仆，籍隶故函谷关以东的新安县，数有战功，但觉得家在关外，很不光彩，“耻为关外民”，遂上书乞以家财向东迁徙函谷关，使自己变成关中人。汉武帝为了照顾他，特地将函谷关的关址向东迁移了三百里，等于将杨仆的家乡新安县划入了关中。由此产生了今天函谷关新旧两个关址。这个例子说明，西汉时期，划分“关中”与“关外”、“关中人”与“关外人”的主要依据，就是函谷关的位置。 

　　汉武帝迁移函谷关，导致将豫西弘农地区也划进“关中”的范围，这种地理分境的遗风，直到唐代仍有影响——唐代的关内道，就包括了弘农地区。要到北宋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政区，弘农地区才彻底脱陕归豫。 

　　函谷关经过西汉的这次迁徙，又经东汉末年曹操向北改移道路，地形不再如前险要，军事价值已大不如先秦时期。加之西方的潼关代之兴起，函谷关遂逐渐衰落。汉代以后，陕西东方门户的军事攻防战，就主要围绕潼关进行。而由函谷关而来的“关中”这一地名，也经历了由汉至宋的漫长转化期。宋代以后这个地名的所指，就随着秦豫两大政区辖境的重新分割，不再把豫西弘农地区包括在内，而改由潼关以西地区代替，与我们今天的认知完全一致了。 

　　史念海、李之勤等参与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一书认为： 

　　“现在一般所说的关中，是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这里不仅将函谷关、萧关划出境外，就连武关也不在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