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夏，在北国的旷野中，一名年轻的士兵吹起了军号。号声高亢而嘹亮，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在他身边，迎风飘扬的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远处，黄河滔滔，如万马奔腾，一往无前，象征着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精神。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民族独立的号角，高举全民抗战的旗帜，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以局部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十五年的抗战历程中，中共秉民族大义，肩历史重任，以钢铁意志捍卫人民利益，如万载砥柱，巍然屹立！

　　1931年，驻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中国东北！ 

　　1935年，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妄图蚕食中国华北！

　　华北之广，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如何救同胞于水火、拯民族于危难，已成为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一、民族前途为己任 抗日救国勇担当

　　面对日寇在“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中表现出的咄咄气焰，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吓倒，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抗日旗帜，倡导积极抗战——1932年4月15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4月21日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

　　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对日战争宣言》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起草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共同订立对日作战的协定：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要求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但是，由于党内机会主义的干扰，中国共产党未能抓住“九一八事变”以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机，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这不仅使中共失去了一个带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良好机遇，更使中共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蒙受巨大损失。

　　1934年4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万余人，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泣血质问：“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八一宣言》放声呐喊：“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慷慨高唱：“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二、铁流万里向西北  同仇敌忾中华魂

　　1935年10月19日，北方大地笼罩在茫茫秋色里，天空显得深邃而明净，通往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的羊肠小道上迎来了一支衣衫单薄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歌声嘹亮，精神饱满。他们是中国真正的革命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就是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一部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陕甘根据地的中心——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最强音的发出地，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成为千万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后来，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说：“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  12月25日，陕西省立一中、省立二中和西安师范等学校的师生四千余人在革命公园集会。会后游行示威，途经民乐园、钟楼、鼓楼、北院门、麦苋街、莲花池街、梁府街等地。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保全国土完整”“反对伪组织”“铲除汉奸”“释放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等口号，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游行示威后，到陕西省政府请愿，向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递交请愿书；并发表宣言，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抚恤受伤同学；严惩汉奸卖国贼；彻底铲除汉奸，保护爱国运动；加紧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的战略策略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1935年初冬，已经有了阵阵寒意，但是陕北却到处洋溢着抗日救国的澎湃激情。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重申《八一宣言》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11月28日的两个宣言，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

　　三、三秦大地春雷震涌起抗战滚滚流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则成为这一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12月24日，西安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向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放被捕学生；请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彻底铲除汉奸，保护爱国运动。同时致电北平各大学，对学生们发起的爱国运动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表示誓做北平学生后盾。

　　1935年12月24日，西安各校师生致电国民党中常会等机构，要求释放北平“一二九运动”中被捕的学生

　　随后，游行学生又到省教育厅请愿。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企图压制学生运动。学生们毫不畏惧，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我们是读书不忘救国，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誓不甘休。请愿学生走上大街，呼吁抗日，奋起救亡。在西安学生带动下，华县、三原等地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下乡宣传等活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旅陕东北民众“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

　　为了有效地反对汉奸卖国贼，声援北平学生，进一步掀起抗日运动高潮，西安学生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抗日组织——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陕西各地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西安学生的影响下，也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大力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1936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进行宣传，推动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接着，东北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学生救亡工委负责人宋黎等人应张学良之邀来到西安，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介绍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抗日。不久，北平部分中共学生党员随东北大学工学院一同来到西安，进一步壮大了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在中共领导下，西安各界民众以各种形式举行救亡活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全城沸腾。1936年3月7日，西安民众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聚会，举行追悼被日本监工打死的上海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大会，抗议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9月18日，西安学生四千余人和旅陕东北军民八千多人在南院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联合举行东北沦亡五周年纪念大会，群情激奋，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许多官兵为之动容。10月中旬，西安师范学生开展驱逐压制抗日运动的反动校长的斗争，迫使当局罢免其职务。11月7日，西安学生五千余人聚集革命公园南广场，举行追悼鲁迅逝世大会，驱逐了前来破坏大会会场的西安警察局长。11月下旬，西安学生为声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斗争，自觉行动起来，半天上课，半天募捐，有的学生还携带捐款和慰劳品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1月28日，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所部官兵，参加了西安各界民众纪念西安解围胜利十周年大会，显示了陕西人民抗日爱国力量的大凝聚、大团结。

　　西安高中学生在街头为绥远抗战募捐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十分重视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使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组织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学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公务员等各行业人员，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成了民众的一致呼声。

　　1937年1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大华纱厂、华丰面粉厂、咸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公司及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十五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接着，蓝田、蒲城、三原、宝鸡、凤翔、山阳等二十余县约六十多万人参加了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自卫大会。1月28日，在纪念淞沪抗战五周年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共十五万余人，在革命公园召开纪念大会，痛斥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团结一致，抗日援绥，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1月29日，西安人力车工人两千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了准备。

　　四、全面调整革命政策  联合一切爱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赞同，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了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先后表示愿与中共合作。

　　西北根据地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定的方针策略，调整根据地内的阶级、经济、政治等政策，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教育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一切工作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办事处）发出布告，完全取消一切工商业者的捐税，甚至对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在苏区投资兴办各种工商业。次年7月3日，再次颁发《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规定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随时都可以拿到市面上来出卖，如卖不出去，由粮食部设立的调剂局收买售卖。这些规定的实施，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延安街头民众观看红军出师抗日宣言

　　1935年12月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是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是有利的。从而改变了过去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全部没收富农土地财产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过去没收地主的商业部分和没收土地财产以后，不给地主分配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做法。

　　1936年1月15日，西北办事处公布《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阵营里划了出来，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对资本家参加选举作了界定，规定雇佣工人在十人以下、资本在五千元以下的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不再强调选民个人出身，规定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个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这样就在根据地内扩大了民主，壮大了人民阵线的力量。

　　2月8日，西北办事处发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规定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内部起积极领导作用；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不再实行按户摊派；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组织；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重心应转移到怎样去增加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等方面去，为改善群众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资供应而斗争。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改变了过去贫农团一度代替政权组织作用的做法。

　　3月28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颁布《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明确指出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纠正了过去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

　　5月25日，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号召建立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族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延安军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抗日。同时，中共还开展了对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统战工作。高桂滋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也写信高度赞扬了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尤其是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从而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