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点。西安事变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序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和平解决方针，力挽狂澜的结果。

（一）国恨家仇泪苍茫 骨肉鏖兵心凄惶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由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命令，使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沦陷。张学良受到国人的强烈指责。1933年3月，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引咎辞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1934年，回国后的张学良受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指挥东北军与鄂豫皖苏区红军作战。

　　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愈加嚣张，蓄意制造“华北事变”。华北危在旦夕，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却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国民政府立即查封该刊，囚禁主编杜重远。6月10日，当局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号召。

　　与此同时，张学良却受命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率领东北军入陕，继续“围剿”红军。东北军初战不利，在陕北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与红军的三次作战中损失两个半师的兵力。东北军上层军官逐渐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于己不利，长此下去，自己的这点“家当”必将在与中共的内战中消耗殆尽。此时此刻，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十余万东北军困居西北，官兵皆有“国恨家仇泪苍茫，鏖兵西北情凄惶”的悲凉感，普遍厌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收复失地。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前排左二）初到西安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前排左一）、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排左三）到西安西郊机场迎接

　　严酷的现实，促使张学良逐渐看清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家的前途与东北军的命运。深刻反思之后，张学良痛切自责：“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要抗日救国，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因此，从1935年底开始，他就注意寻找与中共建立联系的途径。

　　为了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合作抗日，中共积极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在陕北两军对垒的前线，红军到处书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等标语口号。对于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坚决执行优待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以礼相待，甚至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他们。红军干部每天给他们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教育，东北军官兵被红军的爱国热情和宽大行为所感动，纷纷表示：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这些人回到原部队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向其他官兵述说自己的亲身经历，纷纷赞扬“神奇红军”“神圣抗战”。

　　有一次，东北军某部进攻瓦窑堡，红军主动撤走时在城楼上写下了“山海关”三个大字，并在城门两侧刷上“此系他乡非故乡，莫把亲人当仇人”的对联。东北军将士看到这些文字后，触景生情，想起几年来家园沦陷、自己奔逐南北的遭遇，不由得双泪长流。大家愤怒而沉痛地说：“我们东北军应打回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这里骨肉相残呢？”从此，两军关系逐渐变得友好和睦。红军文工团在前线演出，许多东北军官兵也会跑来观看。红军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就唱：“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报仇！”红军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就唱：“打回老家去！”雄壮嘹亮的抗日歌声把两支军队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1936年10月1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东望》杂志题词，其中隐约其辞地说：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936年1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过红军教育，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主动要求返回东北军驻地去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的工作。高福源向张学良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转达了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张学良随即指定高福源去陕北，与中共约定正式晤谈事宜。

　　经高福源联络，中共中央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举行会谈，初步达成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等协议，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初步认识。洛川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与张学良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也派刘鼎到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1936年4月9日晚，依照洛川会谈的协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提出的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尚未进入陕甘地区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表示欢迎，并承诺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还特别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蒋介石错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会后，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慎重考虑并接受，成为促成中共中央将其政策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及“联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前往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派李克农保持与王以哲的密切联系；在肤施、洛川、宜川、店子、西安建立与国统区的交通机关。

　　1936年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张学良与红军密切联系的同时，陕西地方实力派人物杨虎城对红军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

（二）大好河山今安在 恨不杀敌唱凯歌

——中国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杨虎城长期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国土沦丧的严酷现实，杨虎城异常愤慨，抗日情绪激昂，在所部十七路军中进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政治教育，也大力支持陕西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国民政府主动要求率十七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当即予以声援，并以枪支、弹药大力支援。杨的这些抗日要求和做法，却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与讥讽。

　　杨虎城爱国心切，屡次请缨却频遭冷遇，激愤焦虑。1934年冬，他在汉中崇仁医院养病时，百感交集，赋诗明志：

　　崇仁楼上感慨多，世事纷纭奈若何。

　　大好河山今安在，恨不杀敌唱凯歌！

1936年10月10日，杨虎城为纪念双十节题词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和争取工作。杨虎城统领的十七路军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由于蒋长期执行排斥、削弱杂牌军的既定方针，所以杨、蒋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中共与杨虎城有长期合作的基础，联合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但由于杨虎城本人个性上的谨慎、多疑，双方的合作经历也是曲折的。

　　1935年10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驻天津的南汉宸邀约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秘密会晤。南汉宸向申伯纯介绍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安排申伯纯去南京，向正在出席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说明中共的主张。

　　从这一年11月开始，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先后四次秘商联合抗日。前三次会谈，双方表明了各自观点，一致支持建立联合战线，并对互派代表、取消敌对行动、互不侵犯、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等均有涉及，但全面落实较为缓慢。这是因为杨对停止内战曾设想过两个方案：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一是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即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停止内战。当时，他还是更倾向于第一个方案。

　　12月初，中共代表汪锋带着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进行了多次会谈。杨虎城对毛泽东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汪锋向杨虎城表示，今后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保全实力，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展，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之后，杨虎城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与汪锋继续会谈，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协议。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等人从华北来到西安，就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与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达成了口头协议。之后，王世英转赴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的情况。中共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①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②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③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④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4月底，王世英在韩城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完全同意上述原则，并答应设法建立交通站。　　

　　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函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9月上旬，杨虎城与张文彬面谈后，打消了一些疑虑。

　　中共与杨虎城的第四次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落实了前三次谈判的条款，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①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虎城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②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物品。③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协议商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以十七路军总指挥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驻在西安，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保持联系。此后，秘密交通站陆续建立，西安城内设有三处，苏区边境设有淳化、宜川、洛川等处。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两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两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从而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6年11月28日，张学良（前排右一）、杨虎城（前排右二）出席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为死难军民默哀

　　张、杨与中共的联系建立后，积极着手进行抗日准备工作。1936年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杨亲自执训，队长、教官主持讨论，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军官的政治觉悟。此外，东北军还以流亡到西安的学生为主，成立学兵队，秘密进行抗日教育。同时，东北军内部也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

　　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以张学良秘书身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及正在与宋黎商谈工作的东北学生代表。押送途中，巧遇十七路军巡逻队，抢救了被捕者。张学良闻讯异常愤慨，立即派兵围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在当时被称为“艳晚事件”，它一扫西安“剿共”中心的沉闷空气，抗日气氛为之一新。此后，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以及新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临时队部等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鲁迅逝世后，西安文教界数千人在革命公园举行追悼鲁迅大会，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三）惊天兵谏起骊山  内战吟成抗日诗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集聚重兵企图“围剿”西北苏区和红军。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英美等国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并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四）止戈为武赤子心 力挽狂澜铸奇功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面抗战的必要条件。

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右）召见张学良（左）、杨虎城（中）时合影

　　但是，蒋介石仍旧一意孤行。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来西安，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随后，蒋介石前往洛阳作了一系列“剿共”准备，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根据地。

　　部署就绪后，蒋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施加压力。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赶赴西安督战，新购买的战斗机一队一队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内战的乌云笼罩在古城上空。紧接着，蒋介石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他们服从命令，令张、杨率部立即开赴陕北前线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分别去临潼劝蒋，张学良声泪俱下，与蒋争论了两三个小时。蒋介石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对张大加斥责，再次威胁说，即就是开枪打死他，“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杨虎城告诉蒋介石，抗日为人心所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对内用兵。蒋仍固执己见，扬言十七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现在抗日者，要放手撤换。面对蒋介石的一再施压，多次劝说无效，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决心以非常手段逼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西安城内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东郊灞桥劝阻学生。他为学生们的救国赤诚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当晚，深为国事担忧的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向蒋反映学生要求，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严词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别无出路。

　　12月11日，杨虎城两次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与张学良商量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计划，初步确定行动时间、任务分配等事项。当晚12时，张学良率部下将领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于学忠等及亲信幕僚，到杨虎城新城公馆（在今陕西省政府院内）与杨会合。十七路军的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许权中和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已先后到达。相互简要交流情况后，杨虎城任命赵寿山为总指挥，任命许权中为警备二旅副旅长，协助旅长孔从洲负责解除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武装；命营长宋文梅率部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

　　12月12日凌晨2时许，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团长刘桂五指挥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率部赴临潼扣留蒋介石。途中，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亦赶到，与白凤翔等同行。部队一到华清池门前，即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指挥侍卫与东北军的激战中负重伤；侍卫长蒋孝先被杀。蒋本人由侍卫保护，从住处五间厅越墙隐藏到骊山半山腰的崖缝里。天亮后，被搜山的军队发现，送到西安，先住新城绥靖公署，14日移住高桂滋公馆。

　　在东北军临潼扣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总指挥控制了西安全城，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扣押了住在西京招待所内的国民政府高级军政官员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百里、萨镇冰、张冲等。国民党中执委邵元冲被扣后企图逃走，被枪击身亡。

　　12月12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孙蔚如、王以哲等十七人联名，就西安“兵谏”在西安《解放日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通电，阐明政治立场，宣扬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战机大批飞临西安上空侦查示威

　　西安事变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事变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但是，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国民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国民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在各方谈判期间，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由于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十七路军驻扎大荔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拒不执行杨虎城占领潼关的命令，反而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遂使中央军长驱入关，进逼华县。

　　华县是西安至潼关之间的重镇，由东北军驻守。12月16日至20日晨，中央军凭借优势兵力攻占县城。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共计约有1300余人伤亡。此战使华县的机关、学校、商店和民户遭受极大损失。县城内外各家商店无一不遭乱军抢劫。创办于晚清的私立咸林中学遭此劫难，数十年艰苦经营顿成灰烬。

　　由于西安事变各方还未达成协议，华县战事仍在继续。12月22～25日，中央军在县城以西十里的赤水镇与东北军激战三昼夜。赤水是华县的商业重地，镇内商铺民居所遭抢劫焚毁不在县城之下，附近乡村也饱受荼毒，尤以三涨村李大堡的损失最为惨重。直到12月25日，事变和平解决后，战事才告平静。

——中共中央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12月12日凌晨6时，张学良就“兵谏”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使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徵、李仙洲各军。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西安事变发生，要求红军集中于肤施、甘泉，以便迂回至中央军主力后方郑州等地。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慎处理每一个关键的细节。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性的，其行动、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明确表示拥护。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然而，形势发展危急，大规模内战触发在即，东北军与中央军在陕西华县已经交火。

　　12月17日下午2时，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为总负责人，博古负责党和群众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罗瑞卿、李克农协助。

　　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如何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

　　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事变的意见。中共中央研究认为，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通电中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当日发表通电，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众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当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商。杨虎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担忧，他诚恳地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杨虎城顾全大局的言行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形成解决方针。当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局面而实现后一种可能，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关中，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中央军的进攻。

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将领在三原与友军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左起：杨尚昆、陆定一、杨法震、马文彦、冯一航、常汉三、姚警尘

　　12月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

　　（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

　　（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蒋还说：有关红军的事，今后可和张学良商量，研究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还表示在他回南京后，请周去南京直接谈判。

　　事变发生后，西安许多民众，包括不少上层进步人士，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甚至连公审大会的日期都已择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的秘书吴家象后来深为感慨地说：“周先生实在令人佩服，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突然告诉杨虎城，自己决定当天陪蒋离开西安。杨当即表示反对，并认为蒋介石会扣留张学良。但张坚持己见，杨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周恩来和博古也认为蒋介石在走以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且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但尚未来得及告知，张已随蒋离去。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

　　1937年4月30日，杨虎城（前排左七）在西安新城黄楼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前排左九）、叶剑英（后排左九）、顾祝同（前排左八）等合影留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力挽狂澜的关键。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联合抗日的政治共识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