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市鼓楼西北方向有一条南北走向不太宽的光明巷，巷东一堵青砖墙上，密密麻麻布满孔洞。若不是墙上所悬牌子提示，来来往往的人们怕是无人知晓这些孔洞竟是七十多年前日军飞机空袭西安时留下的弹孔。立于墙前我们依稀能想象出座舱里日本侵略者俯冲而下时狰狞的嘴脸，无辜的中国百姓在遭受扫射时的凄惨情形，轻抚那些斑驳的弹孔，依旧能感触到那段历史疼痛的抽搐。 

　　太原失陷后，日军侵至黄河岸边，与陕西守军隔河对峙，数十次欲渡黄河进入陕西，均被河防将士击退。中国大军云集潼关内外，与日军隔河炮战，抗击不止，陕西成为直接抵抗侵略的战争最前沿。同时，陕西延安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总指挥部，因此，更使这里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 

　　日军轰炸所到之处，城市顷刻成为残垣断壁的瓦砾场；成千上万的群众，躯残肢断，血肉模糊、死于非命。一次性伤亡在百人以上的有西安、延安、宝鸡、汉中、安康等地，其中西安多达六次。 

　　数字无言、数字啼血，今日我们依旧能透过这些数字听到日军飞机携着死神从高空中俯冲下来的狞笑；能听到日军炸弹爆炸的隆隆巨响和机炮弹丸摩擦空气的嘶鸣；能听到无辜百姓在炮火中恐惧的呼唤和失去亲人后痛苦的嚎啕；能听到千年古都崩塌时的轰然闷响。 

　　防空演习 

　　陕西省从抗日战争前夕，就开始向群众进行反空和防空的启蒙教育。1936年5月，省政府在革命公园举办七天的防空巡回展览，展出防空武器、通信警报和消防等器材、模型及图片、图表共一百四十余箱，平均每天参观人数不下三万。1937年9月，还专门举行了防空宣传周；举行过多次防空演习。当时在西安演习时拉防空警报：警报是三长声三短声，说明敌机已飞进陕西境内，应尽快进入防空状态。紧急警报是急促的数短声，说明敌机已经飞临渭南、临潼，市民应即刻进入防空洞。解除警报为一长声，表明敌机已经离去。在警报器响起的同时，还在钟楼和一些高层建筑上，以及主要十字路口升红灯。一只是警报，两只是紧急警报，三只是解除警报。但在日机空袭以前的演习，人们都不太在意。 

1941年日军对潼关的一次轰炸过后，当地驻军正在现场进行救援 

　　首次空袭之后，人们才真的紧张起来。每当撕心裂肺的警报声响彻西安上空，刺眼的大红灯笼高高升起，大街上立刻都是满是奔跑的人。商铺的店员使劲地关着铺板门，发出一片咔咔咔的撞击声，更增加了几分紧张气氛。背街小巷的人关门锁户后，连忙跑出巷口汇入奔跑的人流。有钱人坐着洋车，车夫拉着没命地跑，坐车人还不住地踩着车上的铃铛，警告前边的人快点闪开。普通人家则扶老携幼，拖儿带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小孩子跑不动，便停下来，大人厉声申斥道：“你个碎崽娃子放麻利些，这阵儿还木囊啥呢，再木囊就不管你咧！”小孩子哇哇直哭。一些老婆婆和抱娃的媳妇，还没跑到西门呢，紧急警报就拉响了。巡警厉声喊道：“不要跑了，飞机来了！”听到“飞机来了”，吓得她们腿都软了，赶紧就近躲在屋檐下，蜷缩在角落里，偎依在一起，听天由命。市政府多次举行以敌情报告、发布警报、消防灭火、预防毒气，反空降等内容的防空演习和防空展览，使民众积累经验。 

　　挖防空洞 

　　日军首次空袭后，1937年11月西安防空司令部成立。1938年6月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成立，10月组建西安防空情报所，着手组织军防民防事宜。1939年7月，省、市防空司令部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和渭河流域，在方圆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范围内，设立防空情报监视队队部五十个，对空监视哨所八十一个。在遭空袭之前，及时使用警报器、警钟、汽笛、警报旗、警报气球（灯）等工具，迅速发出空袭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空袭结束后，再发出解除警报信号。 

　　渭南各县建立防空监视队或监视哨所。每监视队设队长、情报员、通讯员、司书等十余人，配电话机一部、望远镜一架；各观察哨设上士所长一名，士兵二三名。发现敌机相互通报，鸣钟或放土炮，向群众报警，着其自行利用窑洞、地窑、壕沟等躲藏、隐蔽。 

　　驻在咸阳城的第二十七防空监视队采取悬挂灯笼、敲打警钟、竖立警旗等 

　　简易手段向民众报警，指挥民众进入城墙根下的猫耳洞或向田野疏散隐蔽。同时，咸阳在城内街道两旁挖防空坑、防空壕，在城墙处构筑防空洞及防空地下窑，郊区原边修窑洞。 

　　原来西安城区仅东厅门、甜水门、大莲花池、桥梓口等地构筑了少量的防空地道、地下室等。日军空袭后，当局和广大民众也加紧构筑防空避难室、防空土壕、防空地下室等设施。那时的防空洞，低矮狭小，空气龌龊，条件极差。人们挨个地屈膝蜷缩着背靠洞壁而坐，拥挤不堪。人们自觉地不抽烟，也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轻易出洞。经过几次空袭之后，有条件的人家在自己家里挖了简易的防空洞。同时，还在城墙四周打开豁口数个，以方便城内居民及时向城外疏散。鉴于当时西安防空能力有限，政府号召人们疏散到外地。1938年夏秋起将西安市内学校、机关、各类厂商企业和一些居民疏散至附近郊县。 

　　据当时省会警察局于1941年5月28日估计，到次月20日，全市三分之一人口能疏散到附近农村或外地。至1942年底，西安市区已有军事堡垒八个，大小各类地下室两千四百个，防空壕两千一百处，城墙防空洞七百多个，郊外防空壕总长三万五千余米，防空坑两千多个，全市防空工事总面积近十五万万平方米，可容纳近三十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人口二十万左右）。 

　　宝鸡各单位和个人自行修筑防空洞和地下室。共建有小型公共防空洞五十六处，连同私人所挖四十七处，共可容纳两万余人。城内民间住宅和城墙周围挖有窑洞两百多个，可容五千人。长寿山沟挖有住居式窑洞二十余孔，小窑洞八十多个，专为流落宝鸡的难民使用，可容三百人。 

　　1937～1945年，汉中各地共修建防空洞三十二处，四千三百多平方米。 

　　1938年11月日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后，延安市市长高郎亭通知全城居民如再遇日机空袭，以鸣锣为号出城防空。12月5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空，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并做好锄奸工作，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清除汉奸 

　　最可恨是汉奸在阴暗的角落里向空中发射信号弹，给敌机轰炸指示目标。据“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工务方队训令第20号”文件称：“南昌敌伪正训练间谍六十余人，分赴内地刺探我军情，并以红色雨伞为指挥敌机信号等。”人们都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些汉奸不得好死。 

　　1937年11月27日在日机第二次轰炸西安市时，军警捕获一名嫌疑汉奸，次日《西京日报》在报道中称：“本市昨发警报时，军警捕获女汉奸一名，装束摩登，旋解警备部法办。”每当抓到汉奸押赴玉祥门外枪毙时，市民都出来观看，唾骂之声不绝于耳，　 

　　1939年9月4日的《西京日报》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题为“防空司令部劝告民众防缉汉奸拟定防缉常识盼各特别注意”报道，大意为： 

　　2014年8月14日，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公布千余张日军侵华地图。其中绘制的西安城图与今天的地图相差无几，在图上可清楚地看到城墙，还能看到小寨、八里村、张家村、飞机场等地名。 

　　空袭警报发出时，人都是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进入地下室中，但是汉奸鼠头鼠尾不愿见众，常常孑然独居一隅。日机夜袭时，汉奸活动更甚，弄出光芒高射的灯光或火光。防空司令部要求大家要随时随地留神，一旦发现汉奸，及时向宪警报告，或直接扭送有关部门。 

　　后来，防空部队想了个办法：日机晚上来时，部队也发射信号弹，不过全是飞向城外，误导日机。敌飞行员分不清真假，常常只在空中哼哼着盘旋，犹豫着不敢投弹。 

　　赈灾救济 

　　各地还成立专业防护团等机构，用于遭轰炸后的消防、人员救护和城市设施的抢修等工作。一些群众组织起来，冒着飞机空袭的危险，义务救助被炸人员。西安当时还成立有赈济组织，给予救助。省档案馆查保存有一份当时的救济办法：“凡被炸死亡者，应立即报殓掩埋，不得逾次日，伤者立即送医院医疗。所需费用，悉在空袭紧急救济费内开交。”“被炸死亡者，得按每名发给抚恤费国币叁拾元。”“凡受重伤者，得按（每）名发给赈济费贰拾元。”“受轻伤者，得按（每）名发给拾元。”“关于房屋被炸赈济办法，除别有规定外，其贫困之难民全毁者，每户发给叁拾元，炸毁一幢者贰拾元，震塌者拾元。” 

　　长空反击　

　　遏制日军空袭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驾中国战机鏖战长空，击敌于国门之外。但在抗战期间，限于国力、军力，中国长期无法获得制空权。1937年抗战初期，中国飞行员多为空战经验的新手，战术、技术水平十分稚嫩，加之战机数量和质量明显落后于日军，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国空军精锐也几乎损失殆尽。西安及陕西防空司令部成立后，便协调驻西安各部队组建防空网，其中包括空军部队、陆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部队，但装备差、数量少，实力极其有限。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驻西安的空军驱逐机队，曾多次升空作战，每次都尽力将入侵日机赶跑。 

　　1938年3月8日，日军五架轰炸机、九架驱逐机来袭西安机场。敌机炸毁了正在修理的两架驱逐机和未及起飞的驱逐机一架。五架战机升空应战，将敌机驱逐。就在这一天，中国空军前往山西战敌的十二架战机返航，在华县上空与敌机遭遇，遂奋勇攻击，击落敌三架轰炸机、一架驱逐机。 

　　可是，很快空军驱逐机队就调离西安。此后日军飞机空袭，只有高射枪炮还击。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在城墙上、含元殿、火车站附近，零星布置了一些高射炮，每处只有一两座。日机来时，四城上的高射炮便一齐“嗵嗵嗵”地射击，炮弹出膛时冒出一股股黑烟。阴天，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炮弹像一串串流星飞向天空，砰砰地炸响。多少次射击，人们眼巴巴地看着，企盼着能把日机打下来。但这些高射炮可能是担心提前射击会被日机发现，故从不迎面射击，等日机飞过头顶，才从后面射击。同时由于高炮的射程低，威力弱，炮弹爆炸的黑烟只在机翼下方飘荡，对敌机无法构成有效威胁，好几年连根鸡（机）毛也没见打下来。 

　　其后，由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驾驶的一小批作战飞机曾一度奉派进驻西安机场。但欧战爆发后，该批作战飞机即全部西撤，重点保卫兰州、新疆等地的空军基地。 

　　从1939年秋冬起，陕西防空进入最困难时期，长期无空军部队协防，各地防空全靠陆军部队所拥有的极少数高射机枪苦撑局面，所以在1939～1941年期间是日军空袭轰炸最为嚣张的时期。1942年之后，随着援华物资源源不断，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论是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防空高炮团纷纷进驻日军空袭的重点区域。1942年，某陆军防空高炮团拨归省防空司令部指挥，主要任务是保卫西安西关机场。中国空军也换装当时最为先进的美制P-40、P-51等战机。同年，王叔铭将军率中国空军航空队进驻汉中南郑机场。1943年3月，美国援华飞虎队的P-61等新型战斗机、驱逐机数十架，也进驻该机场，参加对日作战。自1943年秋冬起，美国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大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小批作战飞机，进驻西安西关机场和户县机场，并逐步对日军后方基地展开战略性轰炸。同时，1938年至1945年间,中国空军第五十九站、国民政府第三航空大队、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相继进驻安康五里机场。其中仅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先后就有多种型号的飞机约六十架、飞行人员两百余名和地勤人员三百余名进驻该机场。 

　　随着中国军队反击力度的不断加大，日机空袭次数日趋减少，并不时有入侵日机被中方地面炮火或战机击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1942年4月30日下午，击落日军零式轰炸机一架，坠毁于汉中城固南山陈家寨；7月4日，又有一架日机被击中，着火后坠毁于城固县南霸王寨谢家井村稻田中。1943年春，日军一架飞机坠毁于蓝田冯家村，飞行员跳伞着陆后自杀。1944年秋，日本侵华飞机一架被击伤，在鄠县城东南小丰村附近坠落。 

　　在这些被击落日机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1944年9月21日发生在西安城下的一次，当日《秦风日报》报道：“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战，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9月22日《秦风日报》继续报道：“昨晨二时许，敌机两架，分两批由晋窜入本市……被击落敌机内之驾驶员，摔出机外丈许，脑中部中弹，显系当场毙命，两腿及左手被火烧焦……。”这次被击落的竟是号称日军“陆航之花”“陆军至宝”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王牌飞行员岩桥让三，是日本最优秀的“疾风”四式战斗机飞行员，是日军飞行员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王中王！ 

　　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击落的日机残骸放在马坊门“民众教育馆”展览，前往参观者人山人海，连远郊从未进过城的农民老汉也背着褡裢前来观看。许多人使劲用脚踢日机机身，边踢边骂，以解郁积了几年的心头之恨，期盼着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