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纵横爰经络，濡笔挥毫撷广思。

山南当今谁能敌？自是领异第一枝。

　　——赠郭鹏先生

　　隋代设洋州（故治在今西乡县），唐代移治今洋县，宋代沿用。元时归陕西行省。明代洪武三年（1370），降州为县。迄今650余年。洋县山川毓秀，人文昌盛，物产丰饶，堪称“山南雄郡，汉上名区”。今日洋县仍属陕南名埠，“秦岭四宝”（世界珍禽朱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分布境内，早已闻名海内外。从明代隆庆《洋县志》、清代康熙《洋县志》、光绪《洋县志》，清末《洋县乡土志》，到民国《洋县志》（编竣未印）、《洋县志校勘记》《洋县志备考》，前后有七次修志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两轮《洋县志》作为第八、第九次修志工程，更是相辅相成，踵事增华。第二轮修志过程中，洋县曾被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确定为汉中市地方志工作示范县，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该志未能率先出版，但在业务培训、编纂组织等方面，仍然发挥过一定的示范作用。该志总纂阶段，特邀首届全国地方志系统十佳人物之一、洋县人郭鹏先生担任顾问、主编，堪称家乡人主修家乡志，对于这部志书的基础学术质量，无疑是一种保障和提升。

　　较之1996年会通版《洋县志》，2020年断代版《洋县志（1990—2010）》既有所继承、有所裨补，又有所创新、有所增益。就内容的相关性而言，两者是不可全然分割的。首志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除大事记、资料照片记至1993年底外，其余均至1989年；二轮县志上承首轮县志，下限止于2010年。两者记载周期不同，前志1430千字，后志1280千字，篇幅相近，这种接续格局很值得研究。概括两轮修志的基本特点，大抵有下列几端：

　　一是两轮县志既踵事相接，又有所创新、有所拓展。譬如在洋县基本县情方面，两轮《概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洋县地处陕西省南部，汉中盆地东缘”，这是大抵地理方位。“东接佛坪、石泉县，南邻西乡县，西毗城固县，西北界留坝、太白县”，县际接壤并无变化。首志明确洋县东西宽56千米，南北长76千米，总面积3206平方千米。二轮有所延续（但也存在不该忽视的发展变化）。在地理部类方面，首志先叙述行政建置，然后介绍自然地理；二轮县志则将自然地理前置，将行政建置穿插于自然地理和沿革地理之间，这样的前后错序殊必有虑。在历史传统方面，洋县业已成功申请为国家革命老区县，华阳镇老区介绍属于最新内容。这都是随着县情信息消长而有所增损的领域。

　　二是两轮县志均做出了研判县情的努力，所以特色突出，坚持不懈。可以看出，地方特色的选择，与国民经济行业发展格局息息相关。譬如首志在自然地理与自然灾害之间，增加了《朱鹮》一卷，将朱鹮的栖息区域、生活环境与习惯、观察保护、养护协作、机构设置和设备经费专列介绍；二轮《洋县志》延续了这一特色设置，惟其篇目涵盖了朱鹮“分布与生态习性”“朱鹮保护”“旅游、科研与交流”“朱鹮自然保护区”等内容，设置重点也有所转移，且更加丰富、翔实，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科研价值。与此同时，洋县由农耕经济向全域旅游转型，由工业建筑业向第三产业拓展，最为突出的，是富有秦岭南麓自然风光的朱鹮自然保护区及相关旅游产业，早已成为实现县域经济发展腾飞的一个重要引擎。朱鹮作为世界珍禽，其种群生存繁衍需要严格的环境条件，而这恰恰是洋县发展生态旅游的亮点所在。从保护朱鹮到产业落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迪示范。二轮县志特设《旅游》卷，是首轮《洋县志》所没有的，属创新之作。该卷中详列了“县内资源”（含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红色旅游资源和主要景点）、“管理与服务”，以及“华阳景区”三章，资料较为丰富。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洋县在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值得肯定。

　　三是两轮县志的顶层架构设计，彰显了编者顺应时代的思想脉络。就县志的整体格局而言，不外乎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诸部类，各个部类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同时也是编纂者时代共识的一个精神凝结。两轮《洋县志》都是小编体，具体分类和编写重点略有不同。首志地理部类，首先叙述建置，然后是自然地理、自然灾害，之间突出了世界珍禽朱鹮，然后是人口和土地管理；二轮县志将自然地理前置，涵盖了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同时延续了《朱鹮》专卷。在经济部类，首轮县志突出了农业、林业、水利，在工业、商业之后列举乡镇企业，然后是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财政税务、金融和经济管理；二轮县志则兼容了农林水牧业，在工业、商贸服务业之外，突出了旅游业，然后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财税、金融、保险和经济综合管理。第一产业适当集中、第三产业适当壮大，乃是这一编排思路的基本规律。在政治部类，首轮县志初置政党政协群团，然后设置政权（涵盖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等；二轮县志则将党的机关放在第一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作为执政党的一部分的领导地位，将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分别设置，这与国民党地方组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也与新时期重新确定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治定位有关；至于其他政务领域，也有具体差异。在文化部类，二轮县志将卫生和体育归并起来，均作为涉及人民健康的内容来集中介绍；在社会部类，增加了婚姻家庭。总的看来，二轮修志有顺应时代发展的积极变化，值得肯定。

　　四是两轮县志一以贯之的编撰功夫，体现了当代方志著述的基本水准。地方志书的编撰，历来包括著作和编辑两个层面。同样地，历史文献或地情资料能否兼容并蓄，能否成为一种著述性文献，关键就在于其话语口径能否得到科学转换。从原始凭证到著述话语之间的学术转换，一方面需要积极的思想灌注，这个思想既在于历史的进程，更在于撰稿人的思想、文字历练；这个思想源自社会实践，更基于对同时代人的共识凝结。所谓思想的灌注，关键在于审视历史，定位现实，将对过往一切的事实评估转化为价值评估。首轮《洋县志》政治部类列入《重大活动纪略》《“文化大革命”纪略》，固虽简略、散在，却也表明了编者的政治—历史立场。二轮《洋县志》突出了县委《重大决定》、县政府《施政纪要》，也是顺应了志书政治部类重在叙事的新的要求。现实是发展中的历史，写清昨日的现实，也就蔚成了今日的历史。另一方面，需要踏踏实实的技术性总纂。从对历史文献的消化梳理，到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概括，乃至对于当前发展现状的科学分析，都需要话语口径上的完形统一，需要度量衡等话语尺度的精准表达。这是决定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二轮《洋县志》在技术规范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值得肯定。郭鹏作为洋县人，有着浓郁的家乡情结，他不但审理过首轮县志，而且校点过历代旧志，由他兼任主编，足以实现志书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完形统一，这也是确保县志质量的主体因素。

　　五是两轮县志有着对社会风俗的深切关注，同时又为区域社会发展提炼了最具风采的华章。洋县作为汉中市的壮县之一，在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重大成就。其历史积淀和建设成就构成了不同时代的标志，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汉中地区的基本市情提供了客观而重要的学术口径。洋县龙亭镇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的封邑，蔡伦祠、墓皆位于此，2006年经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途径洋县，在华阳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过武装斗争，2011年8月后，洋县先后被公布为陕西省革命老区县和国家三类革命老区县。这一重大红色资源的确认和开发，有助于把洋县建设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助于推进华阳山区脱贫攻坚斗争的全面胜利。以洋县为腹心的汉中处于秦岭巴山之间，原来绝大多数县属于国定贫困县，如今已彻底摆脱了国家贫困县的困扰，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洋县如何实现从贫困县到小康县的转型发展？党中央正确的政治决策无疑是第一位的，而洋县人民的艰苦奋斗更是根本的保障。两轮《洋县志》对于县域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梳理和概括，诸如洋县作为国家粮米油产业大县之一，有黑米、黑谷等特色农作物；洋县作为汉中市工业强县之一，涉及工业群体向以“三酒”（白酒、黄酒、黑米酒）酿造、矿产开发、粮油加工为主；洋县作为汉中盆地全域旅游县，涉及旅游业有设施农业游、特色游等等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洋县作为汉中市文化大县，其文教事业的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密集，都是数一数二的。上述种种，对于我们认识汉中基本市情，研判洋县社会发展，锁定区域经济重点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基于此，对于区域资源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认定，我们究竟是保护中开发还是开发中保护，是有所选择还是竭泽而渔，是在发展进程中同步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发展定局后再检讨环境问题，这个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命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陕西省第二轮市县志工作，我是全程参与了的。汉中市地方志系统最早的业务培训就锁定洋县，业务试点也选择这里，这些都是根据当时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格局所确定的。十余年间，我先后参审、主审了全省第二轮117家市县志中的110家，唯独《洋县志（1990—2010）》等7部县志未能介入评审，这是一种遗憾；但正因如此，郭鹏主任建议我为之撰写书评，我也就毫不推辞，因为这是通过《洋县志》认识洋县进而研究陕西省基本省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对前志缺憾的补充、矫正，是续修志书的应有之义。二轮《洋县志》记述的上限，起于1990年，其前的文化史实，均体现在首轮志书中。首轮《洋县志》对该县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诗文等作了充分的记述，但多有遗漏，如佛教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被唐代宗封为国师；辛亥革命时山西著名人物黄国梁（洋县人，当时与阎锡山齐名）、汉中天主教主教李圣学（洋县人）等，均是值得立传入志的人物，但却遗漏了。二轮县志给他们补写了传记。民国时，国立七中在洋县10年，其历史及文化影响极大，首轮县志却只字未提，二轮县志中及时补入。再如北宋著名文人、洋州知州文同写了《守居园池三十首》诗，寄给苏轼、苏辙、鲜于侁，他们三人均有和诗蔚成《洋州三十景》，这四个著名人物的四十首歌咏洋州的风景诗，在当时及后世文坛、政界影响极大，使洋州名望冉冉升高。首轮县志却未录入，二轮县志补入了这些洋县极为可贵的人文资料。

　　二轮《洋县志》值得肯定，其特色的延续可圈可点，但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问题。譬如洋县的四至、总面积，一般来说很少变化，但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测绘局联合，于2011年左近对于陕西省的基本地理省情做了重新测绘，测定的地情数据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据《陕西省基本地理省情白皮书》统计，至2010年，洋县东西长度应为79.9千米，南北宽度应为75.7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达3194.2平方千米。这个数据虽然不影响二轮县志内在的统计分析，但毕竟是百密一疏；在正文前彩页照片中，书法、绘画的作者姓名缺载，也很不妥当。尽管存在上述具体问题，但瑕不掩瑜，两轮《洋县志》的编纂思路和著述思维，仍然值得总结。如何利用好县志资源，将区域开发与地情研究相衔接、将政治决策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命题。

　　首先，是要认真研判县情资源，既要关注可变的要素，又要关注不变的要素。某些貌似不变的地情要素，在不同的勘测基准和统计口径中，也会出现具体的变化。譬如洋县县域四至八到、总面积的基本统计，就发生了统计口径上的重大变化。又如行政建置涉及“洋州”的介绍，二轮县志不及首轮县志介绍清楚；自然地理卷的位置，理应放在行政建置之后，却被颠倒过来，这样的安排虽然符合人们对一个地域客观认识的逻辑顺序（先看到客观环境，后研究建置、经济文化等问题），但不符合地方志书的认识习惯；首轮县志有1959年至1989年年均降水量，而二轮仅有2010年水资源，其资料衔接上也存在某些漏洞。在社会风俗上，首轮《洋县志》习俗分类较科学，而二轮县志或许考虑到民俗前志已经详载，故安排了《社会风习》一章，用“衣食住行”“礼仪习俗”“社会新风尚”“庙会文化”“陋习歪风”五节记述，在资料的运用和内容上更具概括性。

　　其次，是要进行知识反馈，看到前人的优长，形成新的时代共识，把我们的创新思维贯穿其中。譬如乡镇概况，首轮志书介绍非常简洁，仅有政区现状和历史脉络，二轮县志则从地理到历史，从产业到文化，从区划到名人，都有所介绍，深化了人们对乡镇情况的基础认知。从编写技巧上，编者灵活地使用了互见法，引出首轮县志的人物资讯等等。这也就是寓创新思维于寻常记述之中。

　　第三，是要重视地情资源的随时梳理、系统提炼，要注意长短时段的互动补益和有机衔接。县志编写与年鉴编辑相结合，记述时段一长一短，各有分工；涉及县域发展中的基础知识，要及时概括提炼。要通过年鉴梳理演变中的基本国情，使之成为县志编纂的常规资料基础。年鉴资料积之以年，必将裨益县情研究，有助于县志的提炼和概括。

　　第四，是要着眼长远，加意培养地情人才。两轮《洋县志》编写相距不远，但其间存在过地情人才的断茬问题。第三轮《洋县志》的编写即将布局，恐怕更要贯通古今，兼及百科，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要将地方志事业常规化，不断培养和整合地方志编修人员，并整理出版洋县地情文献丛书及历史上的旧志，让地方志行业的人才作育日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新一代地情人才的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使地方志书作为一种文献宝典和地情行家里手作为一种智囊智库有机地结合起来，势将成为地方志事业永葆其资政、教化、交流和存史功能的整体性诉求。

　　第五，是要研究方志，总结得失，努力蔚成一方水土的精彩章节。洋县旧志有七修之多，新中国成立后两轮修志，仍将采撷其科学的成分。可以肯定，区域是发展的，方志是延续的，所以在编纂新志的同时重视旧志整理，发掘其时代价值，重塑其文化传统，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用地方志的学科视角来认识基本地情，也必将成为现实的龟鉴，历史的参照，从而通过地方志书的可持续发展来展现洋县这一岭南名县的妩媚风骨。

　　作者简介：张世民，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