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方之全史”，志书历来被誉为“百科全书”，具有“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作用。

　　《铜川市印台区志》历经十余载编纂而成，是印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二轮修志中少见的通志。全书约270万字，分上、下两册，共35编175章800多节，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截止2010年。全面记述了印台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全景式展现了印台区域从古到今的历史变迁，填补了印台区域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空白，为社会各界认识印台、了解印台提供了系统的史志资料，是印台区域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印台区史志工作的重要成果。通览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体现了修志问道、资治育人的目标追求，内容系统全面，结构主线鲜明，篇目分类科学，记述翔实流畅，图文并茂，特色性突出，创新意识强，可读性强，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是一部编纂较为成功的通志。

　　著名方志专家黎锦熙说：“地质一门，探及岩层，叙其演变，须从其溯，则谓之断自‘无始’之时可也。”作为一方区域的首创志，《铜川市印台区志》采辑资料扎实广泛，由古及今，贯通古今，彰扬印台区域灿烂悠久的文明创造，揭示印台区域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延续了中华方志赓续史脉、传承文脉的优良传统。其追溯上限吸收了最新考古和文物普查成果，最早追溯到人类文明初露曙光的旧石器时代。这些史前资料，为前志所无，足见编纂者在搜罗资料中下了较大的功夫。上限的追溯是志书编纂的难点，也是亮点。富有价值的上限追溯，可以窥见一方区域文明开化的脚步，文化积淀的厚薄。《铜川市印台区志》对记述的所有领域几乎都作了极具考证性的深度探源，地质史追溯到6亿年以前，文化史追溯到二三十万年前，工农业生产都追溯到源头，让观览者知其源流，明其发端，不至于如临无源之水不明就里，留下只窥见一鳞半爪不得全貌的遗憾。

　　《铜川市印台区志》体现了资料为王、存真求实的显著特点。资料的充盈丰满是编纂一部好的志书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系统全面的资料整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勉强做成，亦是夹生饭。《铜川市印台区志》资料纵横古今，包罗百科万象，遍及各领域。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资料都作了收录。从时间轴线来说，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从空间分布来说，以核心区域为主，对历史上涉及周边区域，如王益、耀州、宜君、白水、蒲城、富平等县区的相关地域资料都有恰当的吸收；从行业领域来说，农业资料从六七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到春秋战国时期耜和镈的使用，再到秦汉时的铁犁耕种、大量植物种子的引进，隋唐种植业渐兴、明代蔬菜大量种植，清代玉米引进，民国农情，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的各个历史时期，无不包容，其他如工业、煤炭、陶瓷、商业、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旅游各行业无不如此，容量十分巨大；从区划变迁来说，从战国时频阳县、漆垣县，到汉代祋祤县、北魏铜官县、北周同官县，到1946年改名铜川县，直到改设铜川市、成立郊区工委、郊区、印台区无不涉及，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涉及区域内的革命历史资料无不囊括，区划变动的边边角角的重要史实做到了无遗漏。从资料属性来说，既包括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资料，也包括反映社会倒退的负面现象资料；既有大量历史正面人物，也有历史反面人物。记天、记地、记人、记事、记物，只要反映地域真实历史与现状，无不在其内。在对资料的处置中，较好地兼顾了思想性、科学性、著述性、资料性，体现了价值需求，遵循了“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年代顺序为主轴，采用纪事本末体，以线串珠，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庞大而不失其主旨主线，广博而轻重详略有别。特别是注意了点面结合，注重典型事例的运用，防止了大而空，宏而泛，只有骨头架子，没有筋脉血肉，表面虚胖实则干瘦的现象；避免了只有数字汇编，没有可感触的人和事，好像客观务实，其实背离了鲜活生动的历史真实的弊端。大不似近年来不少区域志呈现的统计志化的样貌，做到了较饱满而立体的真实。特别是要事记略一编是一个巧妙的安排，这一编的记述为大事要事，记述见人见事。军事编中对保甲的记述，宏观概述与中观、微观记述相结合，使人们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用保甲制度钳制人民的反动本质有了更真切的了解。教育科技编记述来龙去脉尤详，避免了按年份进行干巴巴的数字罗列，从记述史实的丰富变化中，反映出发展的趋势。类似此类翔实而精干的记述，书中俯拾皆是。

　　《铜川市印台区志》采取传统编章节体架构，篇目设置兼顾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分类合理、归属得当、层级分明、排列有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以志为主，横分门类，纵述事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结构严谨、科学，体例完备，避免了交叉重叠、挂一漏万。除个别无须烦言的节以外，以“编章下序”的形式概括编章提要，浑然一体，无割裂之感，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实反映了事物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通篇用现代语体文表述，语言流畅、朴实、平易、凝练，文风清新。记述方式和风格便于读者接受和理解，可读性较强。根据新时期记事需要，适应读图时代的阅读习惯，增加了图片和示意图的份量，图文互补，图文并茂，方便直观阅览。彩页全用限内图片，虽然部分图片精度有限，但反映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存史价值强于越限图片的价值。图片选用注重典型，图有所示，文有所应，相辅相成，所有图片在正文中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史实背景，文图一致，一图胜千言，让历史真实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既是对前志的补充，也为后续修志奠定了新的基点。

　　一域之史，必摄于全局之史。记一域而不关全局，无异于盲人摸象。纠结于全局，则铺陈无度，一域之志必落于繁冗，冲淡主旨。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颇费思量。《铜川市印台区志》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除用“编章下序”形式嵌入记述之外，专设要事记略和专记，对重大事件和区域特色予以深度解析和背景式的展现，还原了事物内在联系的整体性，便于全面把握一域事物演变发展的逻辑关系。节、目记述中，也注意了大的历史背景的关照，避免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读者无需参阅更多的工具书就能读懂。区划的变更是志书必记的内容，但复杂的区划变更，常给一域志书的记述带来难度，首先是资料的搜集，不只涉及现行政区域，对历史上相关的周边区域，也必然涉及。这些区域历史上多为“三不管”的边缘化地带，资料搜集相对难度较大。其次是与旧志的衔接和对相关内容的剥离取舍较复杂。印台区域区划屡有变迁，其核心区域一千四百余年为同官县所辖，且为治所所在地。但印台区域与同官县域又不完全吻合，因此，《铜川市印台区志》必然涉及与历史上的《同官县志》的衔接问题和取舍问题。距离《铜川市印台区志》最近的《同官县志》下限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至1980年铜川市郊区建区，三十六年间印台区域先后涉及同官县、铜川县、铜川市等行政建制变化。铜川市郊区设立后，1987年又有一次较大的区划变更，2000年4月，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市印台区。《铜川市印台区志》对民国《同官县志》作了精心衔接，也由于区划的变更，在取材时对民国《同官县志》做了精心取舍，确保了记述不断线、不残缺，又不越界。对明、清《同官县志》的取舍亦是如此。恰如其分地精当裁剪，使《铜川市印台区志》贯通区划变动的各个时期，成为一部系统性完整性比较突出的志书。第三是频繁复杂的区划变更本身就增加了记述的繁杂。《铜川市印台区志》区划记述相继追溯到铜川市郊区、铜川市、铜川县、同官县、铜官县，直至更古老的频阳县，但主线清晰，并无杂芜之感。

　　《铜川市印台区志》注重彰显区域特色。对印台区域具有独特优势的煤炭业、陶瓷业、苹果业辟出专编记述，对金锁关、玉华宫、陈炉古镇和过渡地带的民间民俗文化等文化名片用专记形式浓墨重彩地记述，充分显示了一方区域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个性色彩。特别是专记，深挖印台地域文化禀赋，记述真切入微、生动感人，文风清新鲜活，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在志书专记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一个成功的探索，作为珍贵史料，存史资治价值巨大。这表明，编纂者能够沉下心来，深刻认识印台区情，精准把握印台区域历史变迁的脉络，因而才能够做到充分反映时代特点，能够较全面、较深入地展现印台的区域特色，从而使区域志起到修以致用的作用。

　　另外，《铜川市印台区志》在结构安排和资料收录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如对一些在分志主体中无法记述的富有时代气息、很有价值的资料，收入附录。改革开放新时期，印台区域涌现的重大典型人物较多，在志末附录中撷选了部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国内重要媒体报道，便于读者对一个时代的风尚有所感受。对旧志中按现今人物标准无法收入人物志的有影响的人物，有选择地收入附录，既作存史之用，也使一时的人物褒贬风习原汁原味得以保留，以便研究者参考。

　　《铜川市印台区志》煌煌巨制，工程浩大，去粗取精，实属不易。但形成时间前松后紧，仓促成稿中，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记述资料虽丰，总体还不平衡，个别编章，如金融保险、扶贫、精神文明建设记述仍显单薄，相反地方语言等的记述过于繁复。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政协地方组织追溯较详，重要决策和主席会议的记述过于粗略。地方政府中，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记述也较粗略。街道、镇、乡节目记述整齐划一，各自特色不够鲜明。个别编章语言组织稍显繁琐，编章下无题序与节目内容重复交叉之处处理还不到位，事实上完全可以消除这种弊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结构安排、记述逻辑、语言表达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局部存在，提炼、精炼仍有上升的空间，精致性仍有欠缺。总之，全书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旨意高远，内容全面、记述翔实、体例规范，始终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线，富有特色和时代气息、具有创新亮点的志鉴佳作，堪存堪鉴。

　　作者简介：铜川市印台区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