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的《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编纂的以专业志书命名的专业学术成果。该成果为应对陕甘宁边区的极端困难和国民党的封锁，以数次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以及相应的学术动机为前提，对边区境内主要药用植物的分类、形态、分布、药用价值等进行科学系统的阐述，符合当代植物志书编纂基本规范，填补了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研究的空白，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重视科学研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调查研究以及艰辛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为追寻中国近现代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提供了一条红色根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   编纂   体例内容   历史意义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写下《七律·长征》，表现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1月初，中央红军与陕甘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会师，取得直罗镇大捷，之后又组织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1937年，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七七事变”后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县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人。陕甘宁边区建立后，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贫瘠、交通闭塞、文教落后、灾荒频发等重重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从陕甘宁边区初建时起，党中央就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愈加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当时克服困难提供了重要支持。1942年由乐天宇等编纂的《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以下简称“《植物志》”），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典范，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编纂的以专业志书命名的承载了红色基因的专业学术成果。《植物志》发表在《解放日报》的《科技园地》副刊，分4次刊出，共7000余字，图4幅，共收集和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境内常见的23科49种药用植物。目前学术界或缺失对《植物志》的关注和研究，相关地方志书对《植物志》亦记载阙如，个别研究或有所提及，但未专门深入研究。适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文从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和坚定新时代方志文化自信的角度，就该《植物志》的作者、编纂目的、学术前提、编纂体例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做一简要梳理。

一  编纂者与编纂目的

《植物志》发表时作者署名为“延安生物研究所天宇、徐伟英、彭尔宁”。延安生物研究所为1939年5月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机构，1940年1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称延安自然科学院，其生物研究所亦称生物系（后改为农业系），1941年至1946年系主任（所长）为乐天宇，即《植物志》第一署名天宇。

乐天宇，原名天愚，湖南宁远人，是我国杰出的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916年乐天宇考入湖南长沙市立第一中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汤”“驱张”等运动；1921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结识邓中夏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毕业，先后在北京、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湖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39年冬，乐天宇到达延安，初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生物研究所）主任（所长），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先后著有《陕甘宁盆地植物志》《植物生态型学》《植物生态学》《杨树选种》等著作。

《植物志》第二署名徐伟英，原名徐纬英，女，江苏金坛人，我国著名林木育种学家，杨树及油橄榄专家，乐天宇夫人。徐纬英于1935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系，后随金陵大学迁至四川成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成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骨干。1940年，徐纬英奔赴延安，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任教，并主持甜菜、烟叶等在陕甘宁边区的引种和培育工作，曾与乐天宇合作编写《陕甘宁盆地植物志》。

《植物志》第三署名彭尔宁，原名钱家骥，男，浙江杭县（今浙江杭州）人，林业教育和管理专家。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奔赴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学习、工作，20世纪80年代曾任西北林学院院长（1980.11—1983.12）。

关于编纂目的，乐天宇在《植物志》“序”中进行了阐述。首先，编纂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解决当时西医条件和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中药开发和充分运用境内植物药材资源提供指导。“在抗日战争中，敌人层层封锁，靠西医来救济广大的抗战人民及战士，是不可能的。本边区药材出产丰富，单就珍贵实用的主要药材来说，已在百种以上，其余兼药用植物数量更是广大，这恰好是克服上述困难的丰富资源。”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医疗卫生领域困难重重。为了应对困难，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建医药卫生科研机构，培养医务技术人才，推进中西医协作，宣传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但是，药品短缺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挖掘边区境内中医药材资源，满足军民医治伤病所需，成了该《植物志》编纂的直接目的。

其次，编纂《植物志》的具体目的，是为陕甘宁边区各制药厂采集原材料提供指引。为加强药品及卫生材料供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0年3月成立卫生材料厂，后又成立延安医科大学制药厂等几个制药厂。卫生材料厂和这些制药厂虽属初创，设备简陋，但工厂全体人员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200多种有效良药，极大缓解了边区军民无药可用的局面。可是，制药的不少原材料需要从边区以外购买，对边区境内的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还很不充分。“去年本所同人到制药厂参观，才知道这些珍贵的主要药材绝大多数还没有开采利用，反而从友区高价购入，例如龙胆、薄荷等在制药厂附近遍地都是，但提炼龙胆精、薄荷精的原料还是用高价从西安韩城等处购入的。”所以，积极主动开发利用边区境内药用植物资源是“刻不容缓之事”。

再次，《植物志》的编纂还有宣传科学知识、提倡科学规范药用植物的目的。当时延安各个制药厂的药工“仅认识泡制药材，未曾登山采药，因此对于生药（指药用植物，下同）是‘见面不相识’的”，加之“本边区历来的居民，因灾荒流徙，老住户人少，不但生药俗名与制药通名不同，即俗名亦各异，例如，叫龙胆之一种为马斗杂或秦椒，叫薄荷为辣草。今人将芸香科的秦椒，毛茛科的辣子草（俗名）混淆不分”。对此，需要对边区境内药用植物进行科学分类和广泛宣传，提高相关人员的科学认知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一般植物学家只知植物的拉丁学名，不读植物名词文献，更不知俗名及泡制药材的名称，也不管它的用途，因此互相隔绝，不能应用到实际上去”。这就需要对边区境内的药用植物进行科学规范，特别是要知道它们的学名和通俗名称，以便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

总之，“此次边区药用植物志的编者，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是开发资源，供给应用，刻不容缓之事，以前曾承军委经建部，医科大学制药厂等机关，关心本所对于边区生药的调查研究，现已大致编就，虽篇幅不长，然印刷困难，只好就报上发表，以供各方采用，还望多加指正，以就完善”。

二  科学考察与《植物志》编纂

如前所述，《植物志》的编纂与发表，目的是为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服务。但其编纂绝不是信手捻来，而是有着厚重的学术前提，这即是乐天宇等人对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的科学考察，以及数次组织的对边区植物的田野调查。所以，《植物志》是上述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一部分收获的展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天宇和徐纬英以上述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为基础编纂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的初步实施，并且有着相应的学术动机。

首先，《植物志》是乐天宇等人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考察部分收获的科学展示。1940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作的乐天宇，按照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组织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拟定《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纲要》，开始对边区境内森林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此次科学考察活动于1940年6月14日从延安出发，7月30日返回，历47天，经陕甘宁边区的甘泉、合水、正宁、新正（今属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庆阳、华池、志丹、安塞、固临（今属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淳耀（今分属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和铜川市耀州区）等十数个县区，考察了九源、洛南（指北洛河之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等林区，考察成果编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为边区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提供了直接指导。特别是《报告》认为，边区林区部分土壤是由风积土冲刷后成为冲积土，土质肥沃，其中的化学成分富含营养，森林内的腐植质又增加了有机成分，是种植农作物的理想土壤，其中南泥湾的荒山荒地更适宜开垦，并向中央写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为此，乐天宇、徐纬英等人还曾随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等地进行视察，并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具体方案。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八路军第359旅由此开进南泥湾进行大生产，直接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在考察过程中，共采集300余种2000余份森林植物资源标本，对可以提取燃料、油料、食料、药材等的森林植物资源进行了详细说明，初步估计陕甘宁边区森林中药材植物资源时值188万余元，并建议在相关林区设立药材站，“除自己挖掘的药材（利用闲工）运销或坐销外，亦可与山民联合组药材运销合作社以便增加山民收入。亦可收购山货转运外地或供应制药厂之原料，加以提炼然后出售。此项事业之前途大有希望”。

1941年2月，乐天宇根据教学和研究需要，组织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师生生物采集团，于5月赴边区境内的桥山山脉进行考察，步行约200余公里，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同年8月，乐天宇又率领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同学到南泥湾进行实习性考察，了解南泥湾开垦与植被保护情况。1942年春，乐天宇又率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全体师生，随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延安附近的槐树庄进行考察，贺龙司令员要求生物系解决当地柳拐病（大骨节病）的预防等问题。或可以认为，《植物志》是上述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一个方面收获的科学展示，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境内药用植物的初步研究与整理。这在乐天宇阐述《植物志》编纂目的时，即有“以前曾承军委经建部，医科大学制药厂等机关，关心本所对于边区生药的调查研究”所述，“对于边区生药的调查研究”即当包括上述数次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这也是该志编纂的重要学术前提。

其次，《植物志》也是乐天宇、徐纬英合著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的初步实施。换言之，《陕甘宁盆地植物志》或是在《植物志》基础上的学术展开。乐天宇、徐纬英合著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由中国林业出版社于1957年6月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二部植物志书，但其植物资源调查、标本采集和部分内容书写，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陕甘宁盆地植物志》“序言”称：“抗日战争初期，著者到达了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采集了当地的植物，并研究其生态、形态、性质、用途以及在经济建设上的作用等。”到1944年“著者等前后共采集本植物区系各地区的植物标本8000余份（包括重复的）。1946年夏，著者等将这些标本作初步记载和鉴定。1947年胡宗南匪军进攻前陕甘宁边区，著者等撤出延安时，赖前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支持，得以携出重要标本500余份，历经亲身搬运的困苦”。1949年这些标本安全运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进一步鉴定、分类、校对和书写，才使《陕甘宁盆地植物志》得以定稿出版。该书收集“标本共8000余份，经鉴别及校定得101科，313属，510种（品种不计算在内）”。《陕甘宁盆地植物志》在简述陕甘宁盆地植物区系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特别概述本植物区系的主要经济植物，把“珍贵的药用植物”放在首要位置进行阐述，“本植物区系所产贵重主要药物，在200种以上”，并具体列举和详述“大黄”“龙胆及秦艽”“甘草”“薄荷”“远志”“麻黄”等药用植物的名称、形态、产地、产量、药用价值和生产方式、销售市场等情况。有研究认为，《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的资料性内容曾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刊出，或即是指《植物志》的发表。由此或可以认为，《植物志》与《陕甘宁盆地植物志》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前者作为后者的初步实施，还是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学术展开，二者的联系都不能割裂，这也是该志编纂的又一重要学术前提。

再次，《植物志》编纂和发表有着相应的学术动机，可以认为是对1940年1月边区政府建设厅举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所展示药用植物的科学说明。《植物志》的第一作者乐天宇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在边区建设厅从事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或为这次展览会的直接参与者。展览会设有药用植物展室，展品多是由群众“踊跃的先将一包包一件件生产品送来展览”。当时有报道称，“药材在边区出产约百余种，如麻黄、铁心甘草、大黄、党参、关参、知母、车前子等……现边区当局正由专家泡制成药，以补西之药不足”。这次展览是边区自给自足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提振军民信心、支援持久抗战的重要举措。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边区政府的有效组织下，展览充分发挥了成就展示、宣传动员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还需要对展品特别是药用植物展品进行科学说明，从而更好地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这或许也是乐天宇等人编纂《植物志》最直接的学术动机。

三  编纂体例与内容

一般而言，当代植物志的编纂体例应该包括植物的分类系统、形态描述、分布范围、生态习性、经济用途和检索表等内容。《植物志》共收集陕甘宁边区境内常见的23科49种药用植物，其编纂体例和内容书写，基本符合当代植物志编纂的格式、结构和内容书写规范。

第一，《植物志》采用特定的植物分类理论和方法，对陕甘宁边区境内的药用植物进行科学分类。其23科分类分别为“松柏科”“麻黄科”“毛茛科”“防己科”“马兜铃科”“罂粟科”“紫堇科”“十字花科”“堇菜科”“远志科”“景天科”“马齿苋科”“蓼科”“藜科”“苋科”“亚麻科”“蒺藜科”“牻牛儿苗科”“葫芦科”“大戟花科”“绣球花科”“蔷薇科”“豆科”。上述各科名称均为规范的学术名称，均罗列了其下属种，多者如“蔷薇科”，其下列有陕甘宁边区境内生长的“杏”“桃”“地榆”“蛇含”“蛇莓”“翻白草”“李子”“玫瑰”“梨”“山楂”“樱桃”共11种植物；少者如“麻黄科”“防己科”“马兜铃科”“紫堇科”“堇菜科”“远志科”“景天科”“马齿苋科”“藜科”“苋科”“亚麻科”“蒺藜科”“牻牛儿苗科”“葫芦科”“大戟花科”“绣球花科”等，其下只列陕甘宁边区境内所生长的1种植物。为体现分类的科学性，《植物志》对“松柏科”“麻黄科”“毛茛科”及其属种均附注英文名。上述对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的分类，充分遵循植物学分类基本要求，体现了《植物志》对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分类的科学性。

第二，《植物志》对所收各种药用植物进行了形态描述，使用专业术语准确表达植物的形态特点，个别植物还配有形态图，直观展示植物的整体形态和关键特征。如对“松柏科”之属“油松”的形态描述：“俗名松树或赤松。大乔木，针叶两本一束，含油脂特多。”“紫堇科”之属“紫堇”：“越年生草木，高五六寸。叶为二三回分列缺刻，互生，叶似芹菜的叶，但较细小。夏天开紫红色的花，花瓣有巨囊，块状花序（生在一花茎上，各花都有花柄）。”“蒺藜科”之属“蒺藜”：“一年或越年生草本，茎偃卧于地上，蔓生，叶对生，偶数羽状复叶，小叶五至七对。长椭圆形，略有凸头。夏日叶腋生花，果实表面有突起，如针状，刺人。”上述对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形态的描述，言简意明，表述规范，用词专业，展示了植物的基本形态和特征。为了更有效地展示植物形态和特征，《植物志》还用4幅图直观地展示“油松”“侧柏”“麻黄”“白头翁”的基本形态和特征。

第三，《植物志》按照植物学研究的科学规范，特别阐述所涉植物的药用价值，及其在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对“白头翁”的药用价值进行如下阐述：“此植物含刺激性之毒质，治气管病甚有功效；根消肿，止血；治痢疾。花治寒热病及杂疾。”对“景天”的药用价值进行如下阐述：“花及根都有药用，花为妇科药，根去热，可涂治火疮。”对“亚麻”的药用价值进行如下阐述：“种子可制亚麻仁油，供软膏基础剂，籽入药，去风，治疮癣。”对“蓖麻”的药用价值进行如下阐述：“由其种子冷榨之油，入药，为重要下泻剂。但蓖麻子中含有里辛的毒性蛋白质，若服蓖麻子代蓖麻油，是很危险的。油中的主要成分是里企诺尔酸。”总之，《植物志》对所涉23科49种药用植物的药用价值，都进行了科学规范的阐述，虽然文字较为简略，但均说明它们的药用价值和针对的主要疾病，同时涉及相关药用植物应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对当时广泛应用药用植物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四，《植物志》对所涉药用植物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分布区域和产量亦进行了说明。如说明“油松”的产地产量为：“关中地区的马栏、□庄一带。又葫芦河及泾河上游等地如鄜县（今富县）之碾沟、大麦沟等地亦多见。产量尚多，但砍伐特甚。”“大黄”的产地产量为：“洛（河）延（河）流域的山沟湿地，多在灌木丛之下，例如下士（寺）湾、纸坊沟、瓦子川等地。”“何首乌”的产地产量为：“多产葫芦河流域的阴湿地，如泓寺、槐树庄等，牧童多掘取烧食，所含淀粉粒甚细密，味亦可口，产量不少。”“决明”的产地产量为：“以延河流域野生最多，由南三十里铺东至新中国大农场到处野生，牛羊不食，产量甚大。”“甘草”的产地产量为：“产三边（指陕甘宁边区所属定边、靖边和安边）的甚为有名，产量甚大。其他到处有之，但不及三边之佳”。总之，《植物志》对所涉药用植物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产地产量均进行了说明，对于境内各地均有野生的药用植物，亦简要说明它们生长的地理环境，如“路边”“地旁”“河畔”“阴湿地”等，对于可人工种植的，则说明“可栽培”“可移植”等。

当然，按当代的学术规范，一部完整的植物志除分类系统、形态描述、分布范围、生态习性、经济用途之外，还应该包括凡例、参考文献、索引等，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但在当时的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以及为实现编纂的通俗性和实用性目的，《植物志》在体例上按当代志书规范要求并不完整，但其编纂结构和内容书写，基本上符合当代植物志编纂的科学规范，并且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

四  历史意义

《植物志》的编纂和发表已经80余年，其虽非当代药用植物学的前沿成果，却填补了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研究的空白。《植物志》发表后，在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中，特别是在利用药用植物自制药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3年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利用药用植物制剂“代替西药，目前试验成功者已达十余种，计有茴香铔精、肉桂丁儿、茛茗丁几、复方樟脑丁几、陈皮酊、苦味酊、麻黄樟脑丸（阿斯匹林代用品）、人造凡士林等种”。1944年中央总卫生处材料科利用境内药用植物资源，制造“各种酊剂，如樟脑酊、大黄酊、远志酊等”，运用到日常临床治疗之中，节省了大量资金。这充分表明《植物志》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该志的编纂和发表，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调查研究和在科学研究中艰辛探索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的直接表现，同时为追寻中国近现代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提供了一条红色根脉。

首先，《植物志》作为以志书命名的自然科学类学术成果，是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自然科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组织科学技术人才研究自然科学、运用自然科学技术，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1939年初，中共中央制定自然科学事业要面向抗战救国大业、科学技术的研究要面向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同年2月25日，党中央组织召开第一次科学技术人员座谈会，强调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月28日，《新中华报》发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号召在陕甘宁边区掀起广泛的自然科学运动。据此，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先后建立一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学术团体，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国防科学社、陕甘宁边区军工学会、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等，其中即有乐天宇牵头于1941年11月组织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生物学会。汇集于延安的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通过多种渠道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包括在《解放日报》开辟《科学园地》《卫生》等专栏刊发各类科学知识普及文章；创办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展览会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组织技术队、医疗队下乡传授科学知识等，在边区形成了尊重科学、应用科学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植物志》的编纂和发表，即是当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及其现实效果的直接反映，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推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辉煌历史。

其次，《植物志》编纂以数次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为直接的学术前提，充分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研究特别注重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初建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行经济建设，“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一种态度是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开发建设。另一种态度是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地盲目蛮干。在边区经济建设开始时，这两种态度是同时存在的。党中央、边区政府采取了前一种的科学态度，对边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是高度重视的”。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边区自然科学研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的需要，展开广泛的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工作，曾先后组织对边区气象、土壤、农作物、森林、矿藏等资源的考察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的对策，其中乐天宇等人对边区森林和生物资源考察调查，除《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中提出保护开发边区森林生物资源措施外，还有“经乐天宇、徐纬英的综合研究，著成《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一书，为边区植物科学研究的总结”。可见，以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作为《植物志》和《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编纂的学术前提，是发扬和践行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直接体现。

再次，《植物志》的编纂和发表，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领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纵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科学技术，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科学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培养一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促进科学观念广泛传播，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技术成就，包括《植物志》的编纂，都是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完全空白的基础上取得的。陕甘宁边区建立时，没有近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资料积累，要挖掘和充分利用陕甘宁边区的自然资源，必须从头开始，必须充分发扬开拓进取精神，即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这些开拓进取精神，是把科学探索与革命实践相融合、把个人追求与民族命运相联结的精神典范，不仅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技术支撑，更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工作的初心与方向，为后续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精神基础。可见，《植物志》的编纂是着眼现实需要，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和田野调查，经过作者的艰辛探索，开拓性地填补了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研究的空白，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的直接体现。

第四，《植物志》的编纂和发表，以志书命名展示延安时期自然科学研究成就，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追寻中国近现代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提供了一条红色根脉。一般认为，以1924年梁启超正式倡立“方志学”为标志，开启中国近现代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其后不少学者对方志的定义、方志的渊源、方志的体例结构、方志的编纂方法、方志的内容、方志的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推动了近现代中国方志编纂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力构建中国方志学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取得丰硕成就。但是，上述研究和探索的学术视野，或没有关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植物志》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编纂的以专业志书命名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近现代中国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上，应有其历史地位。特别是《植物志》在专业方面对药用植物分类、形态描述、产地产量说明、药用价值阐述等，不但符合当代植物志书编纂的规范，其中承载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调查研究、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等，更是当代方志编纂需要继承和发扬的红色根脉。

结  语

乐天宇等人于1942年编纂的《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编纂的以专业志书命名的专业学术成果，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解决西医条件和供给不足做出了贡献，为利用陕甘宁边区境内植物药材资源提供了指导，同时还起到了宣传科学知识、科学规范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的作用。《植物志》的编纂有着相应的学术前提，这即是乐天宇等人对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的科学考察，以及数次对边区植物的田野调查，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天宇和徐纬英出版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编纂的初步实施。《植物志》的编纂体例和内容书写，基本符合当代植物志书编纂的格式、结构和内容书写规范，并且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它的编纂和发表，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重视科学、重视人才、重视调查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勇于开拓的直接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直接体现，为追寻中国近现代方志编纂史或方志学形成史，提供了一条红色根脉，对于新时代坚定方志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